民盟“四胡子”1944年9月在重庆特园（左起：沈钧儒、张澜、鲜特生、李公朴）

      话说正当国共合作联合抗战如火如荼的时候，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却制定了防共、限共、反共、溶共政策，掀起了新一轮反共高潮。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在抗战初期获得的一些民主权力也受到极大限制，独裁专制再次抬头。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主党派针锋相对地掀起了一场民主宪政运动。他们认为只有联合起来，建立“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同盟，在国共两党间发挥调节作用，才能促使国民党当局实施民主宪政。于是首先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为中国民主同盟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1940年底，李公朴接到沈钧儒的急电，就商量救国会工作和准备成立民盟一事，从晋察冀边区赶回重庆。李公朴回重庆，原本除了上述两件事情外还准备去皖南和苏南新四军所在地采访，但因1941年1月突发“皖南事变”，他的这个计划无法再实现了。

　　“皖南事变”使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发生了空前危机，它直接导致了以后几年抗战的“最艰难时期”。于是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聚会商议，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下称民盟），得到了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国共产党人的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加速了民盟创立的进程。

　　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正式成立。会上通过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章》和《敬告政府与国人》，建立了中央领导机构，张澜任主席。民盟的政治主张集中体现了李公朴“抗日”和“民主”思想两大方面，具体为：一要恢复领土主权完整，反对中途妥协；要加强国内团结，调整所有党派间的不协调，恢复正常关系；要适当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二要结束党治，设置各党派的国事协议机关；要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的自由，取缔一切非法的特殊处置；要尊重思想学术的自由，争取合法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等。　  

　　蒋介石得到消息后气得七窍生烟：“我们不能容许这样一个以国民党、共产党之上的自命为仲裁的政团成立！”并授意张群要立即设法阻止民盟的成立。因此，民盟只好在香港创办自己的机关报《光明报》。“双十节”那天，《光明报》发表《启事》，正式宣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在头版刊登了《对时局主张纲领》和《成立宣言》。11月17日，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民盟参政员张澜、左舜生、罗隆基、张君劢等提出了《实行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并得到了董必武、邓颖超、史良、王造时等23位参政员的联合签署。民盟提案标志着已冲破国民党的“党禁”，第一次以政党的身份在正规场合公开出现，正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在1944年掀起的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中，中国民盟又成为“领头羊”，大批无党派民主人士要求入盟。但限于当时的政团同盟主要吸收“三党三派”成员，具体盟务又被中国青年党（该党后来公开投靠蒋介石，被民盟开除）的一些人把持，阻碍了民盟的发展，因而引起盟内外的普遍不满。民盟昆明支部早在1943年就提出，要把政团联合体改变为民主人士个人联合体。作为民盟昆明支部执委的李公朴则坚决主张名称上一定要删去“政团”两字，广泛吸收个人盟员，以扩大民盟的社会基础。　　

　　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盟在重庆“特园”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经过反复认真的讨论，李公朴的意见获得一致通过，会议决定取消同盟的团体会员制，以后盟员一律以个人名义加入，盟组织的名称正式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从此，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加入民盟，到1945年10月，全国约有盟员3000人，无党派盟员占70％以上。不少优秀民主人士入盟后，被选进了各级组织担任领导工作，极大地推动了盟组织的巩固与发展。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