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赞纶，1839年七月十五日生，常州城区人，字作黼，号铜沙余叟。其故居位于天宁区青果巷中段北侧与天井巷交界处附近的三锡堂，西邻恽鸿仪故居，东近赵元任故居。其祖籍徽州休宁县，至明万历年间，始迁祖来常州，1719年其祖先卜宅于青果巷。他年轻时科场不顺，后又遇上太平天国战乱，科举荒废。1891年，他赴金陵参加江南乡试，不料，临考前又偶得寒疾。年龄又大而且得了病，同行友人好心劝他放弃。他认为，自己九赴秋闱，屡不得就，再放弃，以后难有机会。于是服药后进考场，坚持到考试结束。副主考官李盛铎认为其文章经义纯粹、对策详尽，十分中意。就这样，汪作黼历尽艰难终于得以中举。1895年春，他赴京参加春闱。等待发榜时，忽然传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内容，在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包括他在内的十八省举人一千二百多人连署姓名上书朝廷，反对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事件。该年他能得中进士，多亏考官杨颐。其看他文章颇有新意，以为是位青年，后发现他已年过半百，不禁笑道；我得了一名老门生了。京城里朋友们戏称他为“老常州”。为此他颇有感概，常教育后代说，“人世成名，常在失意之中，需常自勉。”

      廷试后，他被分派到工部任主事。那一年，康有为也考中进士，同被分派到工部任主事。因此他康有为既有同年之谊，又是同僚关系。1898年六月，朝廷实行新政，京城内外大小官员均可便宜上书。他上书朝廷建议：兴修西北水利，储备粮食，以免东南水灾和粮荒之虞；币制作为理财之本，必须整齐划一，应统一为十进制，采用金本位，当时漠河金矿所采之生金贱卖给外商，不如自行设局铸造金币，并明令通行，以保财权；兴办教育，以币制改革所得收入补贴教育经费；如此等等。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皇帝被囚禁，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被害，大批维新官员被罢免，戊戌变法失败。次年，他被远派为云南河阳县县令，因母亲年老难以远行，改派为安徽泾县县令。

      他到泾县后，尽力提倡办事从简，“事必躬亲，案无留牍”。而且，下车伊始即“摈斥舆从”。据词典，“舆”指轿子或车厢。封建时代官吏出行必坐官轿，并有高举“肃静”、“回避”牌子的差人鸣锣开道，威风八面。因此，“摈斥舆从”意味这位县太爷出行多数只能步行或骑畜，也不能大摆威风。如此一来，虽然辛苦，却有利于接近民众。汪作黼在泾期间，常到田间地头与田夫野老深谈，了解民间疾苦，谈笑间，自忘为官，人也不觉其为官。凡乡里有告讼者，汪据经书讲说，劝以道理，“始则人皆匿笑，久而多被感化。”他早在在戊戌变法期间就提倡重视教育，到泾县后，首先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兴学堂、建校舍。县内原有紫阳、泾川两书院，但长期被当地劣绅朱某把持，公费尽入私囊，历任官吏无人敢过问。他上任后，强令清查书院，勒缴朱绅赃款，另举公正士绅负责出纳。书院经费困难，难以多方延师，他就亲自阅卷，评定甲、乙、…等级，常至午夜尚吟哦评点不休。朱某被剥夺肥源，心怀仇恨，自持与巡抚王之春有旧，捏词诬告。幸好，巡抚王之春明了事理，审慎不发。而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更洞悉朱绅奸状，批司访拿，行文至县，朱绅竟惊惧而死。两书院得以巩固，师生庆幸进谒。他晓谕道，“余在官则为汝父母，罢官则为汝师傅，愿君等学优出仕，必当仰体余心，以兴学育才为念。”1900年6月，北京义和团起事，八国联军入京，东南大震，大通厘局遭劫，泾县骚动，人心惶惶，群众谋议他迁，不肖之徒趁机谋乱。汪作黼捐廉俸修城垣、创办团练，昼夜巡视，晓谕当地士绅切勿自扰，亲督兵丁依次编查保甲，缉捕密谋不轨之徒。他一连三月，日夜冒盛暑亲自巡视，尘垢满面，汗渍遍体，常累日不食，彻夜不眠。家人对他健康十分担忧。他说，“国家多事之秋，即臣子致身之日，守土之责，大义所在，敢自遐逸耶？”事平之后，因保泾有功，安徽巡抚王之春特保以直隶州知州，在任候补。辛丑和议，中国须支付大量赔款，朝廷严派烟酒肉房等各种苛捐杂税，民间苦不堪言。泾县因较安定，财政尚属满意。安徽藩司联魁以其功冠全省，给予最奖四次，请奖三品衔以道员用，奖花翎同知衔，兼理太平县事，以三代公官赝正二品封典。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