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钧在他作的厂歌中写道:“提倡国货,对外竞争,出品力求精,成本力求低,挽回权利,富国利民。”在对工人工作严格要求的同时,刘国钧也能关心工人的福利。大成公司不但工资比同行要高一些,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工人的生活,培养工人以厂为家、以厂为荣的思想。他建造职工宿舍,办起职工食堂、商店、保健站、小学,工人看病免费,职工子女上学可以领到补贴;厂里还举办青年集体婚礼,甚至购地建公墓,建造“功德堂”,为亡故职工举行追悼会,将对企业有功者的骨灰送入功德堂,立碑纪念;每逢年节,刘国钧都要宴请职工,并挨桌给大家敬酒。在当时的企业中,像这样对职工的生老病死都给予关心的,确是凤毛麟角。刘国钧常对工人说:“我们厂就是个社会,进了厂就要安心在厂里,吃在厂里,住在厂里,生活在厂里,老在厂里,安葬在厂里。”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所以当时的大成公司,对工人确实很有吸引力。 1933年春,刘国钧将独资经办的广益布厂并入大成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定名为大成二厂。这样,“大成”共拥有纱锭2万余枚,线锭近5000枚,布机640台,染整设备齐全,资本140万元,职工达2500人,年产值450多万元。一个年年亏损的企业,到刘国钧手中,短短3年中,就发生了这样神奇的变化。 1934年春,刘国钧重金聘请日本割绒工人来华传授割绒和磨刀技术。两三年间,开创了中国民族纺织工业中最早生产丝绒、灯心绒成功的先例。 1936年,刘国钧与亏本停产、急待出租的汉口震寰纱厂联营,改称大成四厂,同年筹建大成三厂。大成公司的资本增加到了400万银元。 从1930年到1937年,在国内纺织厂纷纷倒闭、市面不景气的大环境里,大成却从一到四,从常州发展到上海、武汉,纱锭从10000枚到78863枚,织机从260台发展到2707台,拥有日产5000匹布的全套漂染设备,资本从40万到400万元,8年里翻了10番。大成资本的扩张不是靠招添新股,而是企业生产本身创造出来的。 刘国钧在事业上的兴旺发达,引起了国内经济学界的重视,吴景超搜集了大成历年的报告书,了解到大成1930年以来年有盈余,这些盈余大部分都用于增资。1935年除了盈余,另外还提了折旧28万元,到这一年折旧准备就存有73万元。他给大成的评价是:管理得法、基础稳固。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则称之为“ 罕见的奇迹”,他赞叹道:“像大成这样,8年增长8倍的速度,在民族工商业中实在是一个罕见的奇迹!”他认为,如果不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发生,大成公司完全可以发展成与日本纺织业相抗衡的强大对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战火日益逼近常州。刘国钧先将十八万匹布分十八批疏散至汉口和农村小镇;又将部分机器、设备、物资,分头运往上海的租界和湖北武昌大成四厂。刘国钧的好友、四川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派专人到常州雪中送炭,将大成三厂的瑞士“利妥”纺纱机抢运到武昌大成四厂,保存了纺织机器的精华。刘国钧同时将库存纱棉生产完毕,成品尽量出售,换取现洋,以保存资金实力。 11月18日,敌机对大成一厂投掷十八枚炸弹,纺部楼上新车间、织部新车间、货栈、工人家属宿舍全部炸毁,损坏织机六百余台,细纱机、梳棉机、粗纱机、电气动力设备损失惨重。大成二厂也是日机的重点目标,屡遭轰炸。11月21日、22日两天,轰炸更为频繁,一次掷弹八枚,全厂被炸得梁折柱倾,墙倒屋塌,满地瓦砾,一片焦土。染部、织部车间1720平方米,另有厂房64间,全部被毁,仅留砖砌炉子间、栈房各一所。机器、设备损失更为惨重:日产5000匹色布的全套漂染设备全部被毁;732台织机以及整理设备和机上半制品均被炸毁;还有总功率829匹马力的大小马达、内外线路、照明、传动设施等均被损坏。 大成公司仅建筑物、设备两项损失就达150万元。原料成品损失有:20支纱用原棉1.1万余担,30支棉纱1100件,12磅细坯布11.5万匹。以上几项损失,依1937年时值约有510万元之巨。刘国钧面对大成一厂被炸,大成二厂全毁,大成三厂已成空屋的局面,痛感半生呕心沥血新创的事业,竟如此毁于一旦! (责任编辑: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