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仲则通过了考试，成为常州府学的附生。府学和州、县学统称为儒学，是区别于私塾的官学。学生分为三等，廪生、增生、附生。廪生是官费生，每年供给“廪饩银”；增生是普通生，附生是刚入学的新生。生员每年都要考试，目的是奖勤罚懒，不让其怠误学业，考得好则可以“补廪”，也就是升级。是一种积极的上行机制。但仲则似乎并不感兴趣，并没有在学习中有所建树。章学诚曾称他为“黄廪膳景仁”，是给他戴高帽子。他很少参加由学使（省官员）主持的岁试，从未升级补廪，一直处于新生等次。但他那时才名远扬，没把官学的条规制度放在眼中，旁人视他为天才，也不敢用对待“差生”的势利眼看他。这种放纵导致他对时文的厌倦，功夫和精力放在了作诗上。

　　第二年他去了龙城书院，与一班儿时的伙伴成了同窗。在一次去江阴赴考的船上，借得了洪亮吉的一册汉魏乐府诗集，读后如梦方醒，知道世上还有如此与自己意气相契的东西。略一试笔，竟让洪亮吉十分叹赏，惊为天人。随即两人订交，成为割头换颈根的兄弟。其中不仅有赤卵朋友的交情，也有书院同窗的情谊，更有对才高八斗的小弟的佩服。洪亮吉曾以仲则的例子讲述诗的奥妙：“诗定不关学，沧浪之言，吾信矣。”是说诗不是学到的，是靠天资而成的，严羽的话我信。

　　在龙城书院，他遇见了一生中第一个重要的老师，邵齐焘。龙城书院是明代隆庆年间所建，是常州八邑子弟的读书之所。潘恂任常州知府后，对书院重新进行了整顿，提供了经费，修订了制度，把学生择优汰劣，严格管理，抓学习，抓考试，还通过各种关系请来好老师，邵齐焘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常熟人，乾隆七年的进士，官至翰林编修。老先生是个识才的人，非常欣赏仲则和洪亮吉的才能，“岁丁亥，戊子，邵先生主龙城书院讲习，余偕黄君景仁受业焉，先生呼之为‘二俊’”。（洪亮吉）一个头发斑白的老头这么称呼两个小毛孩，当然会引起其他小家伙们的妒意，但因为这俩小子实在出色，“众忌之而无以毁也。”（左辅）

　　邵先生对仲则的帮助不仅是专业上的，还是全方位的，目标、方法、价值观，乃至身体健康。他勉励仲则：“生身一为士，千载悲不遇。所籍观诗书，聊以永其趣。”“家贫士之常，学贫古所虑。”一个读书人能否遇到好机遇是不一定的，但认真读书却是必须的；家中贫穷是读书人的平常事，学问贫乏才是读书人要担忧的事。“努力年少时，白日不留驻”是另一版本的“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他在看了仲则的诗后，赞叹之余又写到：“盖以汉镛（仲则）质材之美，而充之以学，其所造岂可量占？然以其体弱多病，又不欲其汲汲发愤以罢撇其精神，而弟劝以博观泛览，悠游而自得焉，则与进学养身均有助矣。”如果仲则能以个人天赋再加以后天努力，成就将是不可估量的。但因其身体不好，并不想让他在学习上劳累过度，所以劝他随心所欲地阅读、游览即可，对长进学识和增强体质都有帮助。邵先生的关心兼具着严父慈母的特点，这对童年就缺乏父爱的仲则真是春风雨露，或许，情感上的获取还要大于学业上的帮助。仲则说：“我生受恩处，虞山首屈指。我愧视犹父，视我实如子。”

　　但两年后，迫于生计，仲则离开了龙城书院。不多久，邵先生也去世了。没有了知音，仲则说：“公卒，益无有知之者，乃为浪游。”

　　三年间，他去了四明山、钱塘江、黄山，并由安徽去湖南，登衡山、游洞庭，再涉长江而归。他写了大量的诗，是创作的一个高峰期。但此时，家中更为贫困，他只能回家后再离家，去作“负米游”。其中，他两次应江南乡试（1770年、1771年），均未成。

　　他去了安徽天平知府沈业富处。沈业富，江苏高邮人，乾隆十九年进士，“爱才乐育，培养气类，殆于性命休戚其间。官翰林，不通贽谒，而与后生末学，有一艺之长，则称道不去口实。”仲则在那里辅导沈公子在廷的诗文课，与沈在廷成了好友，还结识了一帮才识之士，如后来赫赫有名的章学诚、汪中、顾九苞等。他们“初未为人识，先生（沈业富）望气先识”。

　　1771年底，著名学者、安徽学政朱筠巡视天平，拜访同年沈业富，听说仲则正在沈幕，便投了拜帖，仲则随即赶来，以弟子礼拜见朱大人，并成了他的幕宾。朱是个好好先生，不摆架子，却也不长于管理，幕宾们多有矛盾，“先生性宽仁，不能御下。”（洪亮吉）仲则在朱幕三年多，终因与幕宾们的龃龉而断然离去。其后，朱先生也因为门生出了问题而被贬职调去京城。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