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5年12月23日的傍晚，仲则到了京城。26日，朱筠偕同翁方纲、程晋芳、吴蔚光等一班京城大佬在陶然亭设宴为他接风。诗酒唱酬，不亦乐乎。

　　第二年春四月，因为平定大小金川的胜利，乾隆除了告祭永陵、福陵、昭陵，还亲自到山东谒了孔林，回京举行郊劳盛典前，在山东、天津进行了两场召试，对前来“忭颂抒诚、进献诗赋”的马屁文人作了测评，分为两等赏赐，以示对天下读书人的恩典。仲则参加了天津的“进献”，被评为二等，“俱著赏缎二匹，以示庆惠士林之至意。”（《清实录·高宗实录》）不高的排名，微薄的奖品，与仲则的内心期待有了巨大的落差，他在给吴蔚光的诗中写道：“所恃惟毫锥，作计已居亚。”对考评结果感到郁闷。左辅则说：“拂衣濠水歌冯铗，落日津门怅楚弓。献赋不逢杨狗监，茂陵司马老秋风。”认为这样的结果还不如像冯驩一样，弹着长铗归去；怀才不遇，只能做个在秋风中老去的守墓小吏。

　　但召试还是给了他实际的好处，一个月后，乾隆指示，此次召试所取二等的举人、贡监生员“有愿在四库全书处效力，俱准其誊录上行走”。（《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仲则就此当上了四库全书的誊录生。这是一份薪水不高、却没有风险的工作。

　　有了稳定的收入，有着广泛传播的知名度，更有朱筠等大佬的提携帮衬，仲则在京城的生活如鱼得水。王昶说，仲则除了愿意和朱筠、翁方纲、纪昀等文人大官交往，对其他王公贵人一概不睬。赵希璜记下了他们的共同牛逼：“而我矜年少，长安傲朱紫。不赋高轩过，惊倒公卿屋。谓翥垂天翼，口吸南溟水。同入笥河门，声价况十倍。”这时的仲则心高气傲，视富贵荣华如探囊取物，根本不把京城的王公大人们看在眼里，有着庄子的高蹈、李白的狂傲。他的内心在膨胀，他的眼中满是花团锦簇的成功幻影。

　　他时常想起家乡的母亲和妻儿，不时流露出无法在身前奉养的内疚，在酒宴的欢歌乐舞、杯觥交错中，他常常乐极生悲、忧从中来。朱筠见到这种情景，决意为他筹划举家进京的事，但这遭到洪亮吉的质疑。仲则却不以为然，答复说，“大家都说长安居大不易，其实未必。如把家小迁来，既可就近奉养，又可降低生活成本，会减轻很多压力。”有着对自己能力的信心满满。洪亮吉只得帮他卖去家中的半顷地、三椽屋，得金三镒，并将她们护送至京城。当时常州府治距离京城二千五百多里，一个多月的行程，路上的艰辛可想而知。到京后，朱筠将自己的几间西屋给她们安置，每月按时供给柴米，年底则置办了冬衣，还动员了一帮仲则的粉丝凑了不少钱馈赠，解决了一家人的生活。仲则写道：“当代朱公叔，怜才第一人。”自然十分感谢朱恩师。

　　在中央部门工作，全家定居京城，还有一班达官贵人罩着，这可能是外省青年一辈子的梦想。获得了梦想的一切，但仲则并不开心，是否是他要的太多？

　　每个二三线城市都有着一种名为“赶考文化”的病症：因为从未成过中心，从未有过号令天下，内心中缺乏当大哥的自信，骨子里有着做小弟的自卑。本质上是缺乏判断力，价值的归依总在强势的一方，是中央权力的扈从，是主流价值的奴隶，是被中心吸引的铁屑。因此，脱离边缘、进入中心，便是城中后生们终身追求的目标。在旧时，这个目标只有通过“科考”去实现，积极赶考,就是这种文化的思维体现；走出故乡，就是这种文化的行为表现；科试中鹄，就是这种文化的价值实现！在他处生存，哪怕仅大过自己不多的邻家小城，也成了可供吹嘘的资本。

　　仲则也遭遇了这个坎——科考。科考不成，无法出仕，他当然不会快乐。出仕，是行道、是衣食。出仕不成，就道也不成、衣食也不成。那几年，他一忽儿被哥们推选为诗坛盟主，一忽儿又加入了翁方纲等官员们组织的“都门诗社”。“每一篇出，人争传之”，风风火火，让人眼花缭乱。但是，功名不得解决便什么也不是，虽然混迹于权势之中却仍然一贫如洗，以至于一家老小的生计都成了问题，洪亮吉的预见变成了现实。回乡，成了无法选择的选择。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这“兴”只保持了短短的三年。洪亮吉又成了护“花”使者，将她们送回了常州。洪亮吉说：“君果以家室累，大困，亮吉复为营归资，俾君妇及子奉母先回，而君已积劳成疾矣。”不仅朋友受累，自己也累出病来。这样的大事如此草率，足见他人事上的不成熟。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