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诗言之有物，能从生活中来，发肺腑之言，不同于清诗中大量的陈词滥调。诗至清代，是强弩之末，历史上已堆积了大量作品，可以因袭照抄，无需真动脑筋；况且诗的文人酬玩的功能也决定了不必真去搞什么“创作”。因此，诗不复再有原创的意义，只是工具的袭用。但他却能不落俗套，匠心独运，对景、对情作入木三分的刻画，让人感同身受。他是炒冷饭的高手，与同时代的纳兰性德一样，将本来寡淡如水的清代诗词炒出了新的味道；将一个行将就木的艺术形式翻出了新意。仲则着实不易。

　　他的诗颇多警语，是深思熟虑推敲的结果，读后让人意犹未尽。洪亮吉将其总结为：“‘太白高高天尺五，宝刀明月共辉光’；‘独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豪语也。‘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裁剪’；‘足如可析似劳薪’；苦语也。‘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买得我拌珠十斛，赚来谁费豆三升’；隽语也。”这三语说尽了仲则诗的妙处，也道尽了他的人生甘苦。

　　他的词也很好，洒脱飘逸，似乎比诗更适合他的本性。但词被称为“诗余”，比诗低着一个等级，最终没能被他当做主业，却仍能体现出他掌握不同艺术形式的得心应手。王昶有着十分精当的评介：“词入辛（弃疾）、柳（永）间，新警略如其诗。”诗词一体，对于诗歌天才来说是没有高低难易之分的。

　　诗，并无价值，是人的价值赋与了诗的价值。仲则那些动人的情感透过无聊的韵脚和陈腐的程式不断地打动我们，让人叹服他的感染力时又不免怅然若失：诗毕竟是诗，是打不了天下、解决不了任何现实问题的。何况，每个时代都有着不同的代表自己的艺术形式：唐诗、宋词、元曲……诗已被唐人作完，后人还能做甚？在清代作诗，就是痴人说梦，就是一种冒险，但仲则说了、做了。只是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一件与自己的生存息息相关的事要做——科举：

　　“阿堵且难求得。大愿几时方足”。（《两当轩集》《貂裘换酒·题万黍维持筹读律图》）

　　钱、官，在哪里？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