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仲则是科举制的牺牲品。

　　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人才标准。符合标准的成为社会应许的人才，得以进入社会的核心，掌控社会资源的分配权；反之，只能在芸芸众生的泥潭中挣扎，难以自拔。科举制就是这种标准的体现。通过公开的、多层次的严格考试来选拔人才，显然是古代中国一项相对公正的用人制度。但是，开始的公正常常止步于结果的不公正。这种貌似的公正，限制了人才选拔的多样性，形成了本质上的不公正——不符合科举标准的才能是无用的才能；通不过科举考试的人是无用的废人。科试是道坎，把人的境遇隔成了冰火两重天。为了通过考试，那些才能均衡的人可以削足适履去俯就科试的要求；而另一些禀赋特异的人却无法改变自己，他们常常无法见容于社会，“行路难”成为他们一生的写照。仲则就属于后一种人。

　　仲则少年时期表现出的文学天赋，使周围的人都看好他的未来。邵齐焘写他：“行年十九，籍甚黉宫，顾步轩昂，姿神秀迥，实庙廊之瑚琏，庭阶之芝兰者焉。”无论是才能、品貌都符合国家栋梁的标准。但相同的文学却结出不同的果。科举要求的时文、制文，也就是八股文，是科举制下的文学正道，结成的就是正果；诗词文赋则是无用的雅玩，只开花不结果，就成为左道旁门，当然不会获得体制的认可，当然不可能带来生活的改变，也就不该下太大的功夫。而这恰恰是仲则的所好和所长。

　　仲则从二十岁开始参加乡试，到二十四岁去安徽学政幕中时，已经考了三次，全都失败了。其后虽有了太白楼赋诗的盛举，但他的老师朱筠和好朋友汪中可能已经察觉出他的短板，都曾劝他从事经训考据的学问，这是朴学的路数，于科试的制文不无联系。汪中说过：“中尝有志于用世，而耻为无用之学。”诗词就是无用之学。仲则的乡贤赵翼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他说：“我十岁的时候就能做八股时文。十五岁时，父亲去世。那时我不懂事，整天舞文弄墨学作诗词文赋，沾沾自喜，科试的学业全荒废了。父亲有个朋友叫杭应龙，怜惜我的生活，说不去科试，怎么能够摆脱贫困呢？就把我收到他的私塾。那时我已十八岁了，仍然厌恶举业而不肯去。到了冬天，有个秀才名叫庄位乾的来为杭先生的养子授课，书房与我同一间屋内，每天劝我，我才勉强听从。但是，在诗文中玩的时间长了，不习惯束缚了，做起八股文来还不如十四、五岁时的水平。第二年补诸生，不得不努力用功。后来是通过了科举才当上官，这都是因为杭先生的作用啊！”（赵翼《簷曝杂记》卷二·杭应龙先生）

　　仲则没有接受这些劝告，他给程敦的诗中写道：“文阵当挽强，敌我两无怯。我为壁上观，目定不及眨。名山让公等，吾行荷锄锸。”文道各有所擅，双方都不会退让，我只是目不转睛地作壁上观。功名利禄你们享用吧，我回去做一个扛锄头的农夫。以守为攻，表达了不为所动的执拗，有着赌气般的傲慢。

　　这时，他的那些同好们似乎都在改弦易张，从诗文之道转向经术之道。他不免心中纠结、有了不爽：“癫狂睠几辈，稍稍乖前盟。各欲自为计，夙愿非其诚。飘然舍之去，气结心怦怦。”这帮曾经有着共同理想的小子们都违背了开初的意愿，打起了各自的小算盘，我当然只能离他们而去，但我心中难免郁闷。

　　很快，他就更加难受了，这些童年的玩伴以及幕中的同僚们正以被社会接受的各种方式陆续离开了。那种曾经“共同沦落”的平衡感被打破了，那种曾经凌驾于同伴之上的优胜感也破灭了。光荣和梦想正在消失，留下的只是心性深处的哀愁。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还根本不会平衡自己，根本不会相信黄老学说，于是，他成了稻草人，不断接受着因同伴成功而铸就的箭簇。而且，这个稻草人有一颗肉的心，因此他必死无疑！

　　初到京城，他因粉丝的追捧，心情自然不错。但随后他又连着应考了四次，折戟了四次，最后止步在三十二岁。没在经术上下功夫，却又接二连三地去应试，他有着天才的幼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他不愿接受。屡试不中更加深了连续失败的痛苦，虽然诗还照写、酒还照喝，但诗的成功反衬着科举的失败，酒宴上的欢乐对比出内心的失落和悲伤。就像嘴里含着一颗老鼠屎，吃什么都会变味！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