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轰——”一声巨响，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一朵巨大的蘑菇云在中国西部地区新疆罗布泊上空美丽绽放。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这天，刚刚穿上军装2个月的孙培铨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两年后，他就要与这些看似美丽却危险无比的蘑菇云“亲密接触”。

　　走向大漠深处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核事业处于大发展时期，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许多有志青年十分向往参加到这个瑰丽的事业中去。

　　就在这样的希冀中，孙培铨从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直接报名参军。1964年8月，他终于盼来了入伍通知书，带着对国防事业的热爱走进了绿色军营。

　　没能赶上原子弹首爆，这让孙培铨感到一丝遗憾。下部队锻炼结束后，基地研究室领导安排他到核爆炸烟云取样队工作，这让他一头雾水，“我学的是放射化学专业，应该进放射化学实验室才对啊。”后来领导告诉他，因为人手紧，这样的安排实属无奈。

　　1966年，孙培铨怀揣梦想，和年轻的同伴一起踏上了新征程——赶赴大漠深处的罗布泊。坐上闷罐车，三天三夜之后，来到了吐鲁番，然后又爬上了解放牌大卡车。在高山峡谷中崎岖不平的“搓板路”上，颠簸了一整天后，终于来到了核试验基地的大本营——马兰。这里，南临博斯腾湖，西通南疆公路，东通罗布泊核试验场。入夜，孙培铨来到基地的小河边，天幕上缀满了闪闪烁烁的星星。这里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阔，与“杏花春雨江南”的家乡迥然不同，虽然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但孙培铨依然豪情满怀：“我的事业就要从这里起步！”

　　穿越蘑菇云

　　孙培铨所在的取样队工作十分重要。核爆炸烟云取样需要通过飞机、火箭、炮伞等多种手段，采集大气层核试验蘑菇云中的样品，或者用管道和大钻机获取地下核试验的气体或岩石样品，在放射化学实验室，通过样品分析测量计算，确定原子弹、氢弹的爆炸当量，进而为评价、改进原子弹和氢弹的设计提供科学依据。

　　甚至可以这样说，这项工作决定了核试验的成功与否。

　　但这也是一件风险很大的工作，因为取样工作受放射性辐射最强。然而孙培铨从来没有畏惧过、退缩过。

　　1966年，孙培铨执行某次核试验任务，荣立个人三等功。这是他来到核试验基地收获的第一个军功。此时，他十分思念万里之外的妻子，他多么希望妻子和他一起分享这巨大的喜悦啊！但是，在协和医院工作的妻子因长期劳累和营养不良，身体一直欠佳，曾两次患上肝炎。分居两地无法照顾妻子的孙培铨，只能把当时只有2岁的儿子送到老家礼嘉乡下，让爷爷奶奶带，又把5岁女儿带到自己身边，有时要出远门到外地开会，就把女儿托付给战友。“我亏欠妻子很多，现在我才回报她，每天买菜做饭、打扫卫生都是我的事。”

　　除了烟云取样工作，孙培铨还承担了低本底过滤材料的课题研究。这种过滤材料要求阻力小、本底低，也就是含锂量很低，而天然的过滤材料含锂量却很高，此种材料国外是保密的。孙培铨负责的研究小组做了大量调研，分析测试了各种纤维材料，最后选定了丝棉。

　　那时还没有无尘实验室，为了防止灰尘沾染滤布，孙培铨带领同伴用水喷淋小屋内悬浮在空中的灰尘，不顾三伏天的酷热，戴上手套、口罩和帽子等，在密不通风的小房间内制作滤布，终于研制成功“低本底丝棉滤布”，并且在1966年第三次核试验蘑菇云取样中发挥了作用。但是，这种滤布还有不少缺点，孙培铨绞尽脑汁也难以破解。

　　然而，一个梦帮了他的忙。在梦里他回到了童年，母亲正在喂蚕，父亲忙着采摘桑叶，而他正看着蚕宝宝吐丝。甜梦醒来，他仔细回味着温馨场面，灵感突现：“有了，有了！”他奔向实验室。孙培铨受到了养蚕启示，与蚕桑研究所、造纸研究所合作，让蚕在高清洁条件下在塑料平板上吐成一定规格的平板丝棉，然后进行碱处理脱胶、酸处理去杂质，经反复试验研究，最终研制出了“低本底平板丝棉滤布”，在1967年的第一次氢弹试验中获得了圆满成功。这种滤布还成功用于我国历次核试验的有人驾驶飞机和无人驾驶飞机的穿烟云取样，也适用于和平五号火箭穿烟云取样。此后，他又研制成功“低本底耐高温滤纸”和更先进的“挺进一号”等，与火箭匹配使用。这些成果是《核爆炸烟云无人取样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