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湖南路10号院，那座典型的民国建筑里，曾发生过多少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大事：辛亥革命后，宣布独立的17省代表在此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孙中山在这里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此后又相继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办公楼……1949年后，这里一直是江苏省军区的办公地。

　　在夏末的一个周日，卸任刚月余的江苏省军区原副司令员戴陆伟少将，在这里接待了来访的家乡媒体人。

　　初尝“行军”滋味

　　从军在外许多年，将军的金坛乡音依旧清晰可辨，故乡的童年趣事仍然历历在目。甫一见面，将军就向我们叙说了一件当年曾轰动金坛小城的“壮举”——

　　5岁的戴陆伟在金坛县机关幼儿园读中班，3岁的弟弟正读小班。某日，弟弟哭哭啼啼来找哥哥诉说“委屈”：老师发饼干时遗漏了他。“敢饿了我弟弟，这还了得？咱们回家去！”戴陆伟二话不说，拉着弟弟的小手开始了兄弟俩人生的第一次“长征”。

　　从金坛县城到父亲工作的后阳乡有七八里路。一路上，哥哥不断鼓励弟弟打起精神朝前走。弟弟饿了，哥哥就在路边的田埂上弄一把刚刚发青的豇豆哄着他；头顶乌云密布、雷鸣电闪，眼看雷阵雨就要来临，哥哥两只小手一搭支在弟弟额头：“别怕，哥给你挡着，雷电劈不到你！”

　　那边厢，县城里已经乱成一团：满城的高音喇叭一遍遍播着寻人启事，城里城外的电话里到处是大人们焦虑的寻找声……待小哥俩数小时后见到心急如焚的父母时，“我们已精疲力竭。”

　　年近六旬的将军说到这一段时，仍掩不住满脸的童稚之气：“这应该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行军’了。”

　　这似乎是个暗喻：将军的人生脚步，一开始就注定了将在行军中坚定前行。

　　“革命红旗挂两边，一颗五星头上戴”是那个时代多少青少年的梦想。1971年底，16岁的戴陆伟穿上了梦寐以求的军装，大概是因为还没完全发育，即便是最小号的军装套在他瘦小的身子上，也显得空空荡荡。收拾行李时，他没忘记塞上一大堆中学的课本。

　　戴陆伟此去从军的单位是南京军区某防化团。“宣传画上无数次看见过宏伟的南京长江大桥”，戴陆伟好生激动，以为自己的军旅生涯一定能枕着长江上的这道“彩虹”。可疾驶的军车拉着新兵们停在了南京城外的一片郊野，第一天就宿营在稻草铺就的地铺上，“几十个小伙子挤在暖哄哄的地铺上，屋里热气腾腾。”

　　入伍第三天，部队就开始行军拉练了。这一次，可不像儿时带着弟弟逃学那样“爱走就走想歇就歇”了，100多公里的全副武装急行军，不敢掉队、不甘掉队，脚底的泡磨得生疼，硬是咬牙坚持到最后。“行军宿营时，浑身都瘫了。”

　　军人总是前进在一次次行军中。此后几十年一次次行军的磨砺，让戴陆伟渐渐感受到了“军旅”这个词所包含的丰富含义。

　　“学习，是另一种形式的行军”

　　虽在战友中属于小弟弟，但戴陆伟在部队的训练、生产中并不甘示弱。

　　寒冬腊月挖河泥，河底淤泥冻得结实，铁锹使不上劲，就赤脚下到干涸的河心，哼哧哼哧用双手一块一块抠，抱着满柳条筐的河泥，哼哧哼哧往堤坝上运，晚上回到营房，“发现袜子和脚丫都紧紧黏在一起扯不开了。”

　　由于表现出色，戴陆伟被选拔到警通连学习报务。那时，中学文化在部队已经是“高学历”了，尽管训练艰苦，但戴陆伟始终没有放弃学习，那些参军时带去的中学课本陪伴了他许多业余时间。他除了苦练报务，闲暇时还经常为战友代写家书。时隔多年，戴陆伟的一位战友在文章中回忆说：“当年，他是个才16岁的娃娃，在连队各项工作中从不落后，人见人爱。”

　　1976年初，戴陆伟被部队送去北京，到解放军防化学院学习无线电维修。

　　“学习，是另一种形式的行军。”戴陆伟不仅刻苦学习业务，甚至差不多把一套《鲁迅全集》看完了。那年9月，恰逢毛泽东去世，驻京部队各单位要选拔优秀代表去瞻仰毛主席遗容，入学尚不满一年的戴陆伟，作为优秀学员代表去了人民大会堂，“第一次近距离看见了这位已经安卧的伟人。”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