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树枝间飞来飞去的鸟儿在鸣啾，北大承泽园的早晨安静得出奇。

　　81岁的老人弯下身子，在狭小的书房里给我翻找资料。每个资料袋上，都清晰备注着时间、内容，间或夹杂些小纸条。

　　窗外阳光的碎影投射进来，斑驳在老人身上。

　　忽然想起知名法学家陈兴良教授对这位刑法学泰斗的评价：“‘老而弥新’一词亦俗矣，我更愿用杜牧一句‘刀好截秋光’来概括我对储槐植教授的学术印象。”

　　在北大、甚至在整个国内刑法学界，早已有这样的定论：储槐植自成一体的学术品格，使北大刑法学科大为增色。

　　顺途与拐点

　　储槐植是武进夏溪人，启蒙于新式小学堂，再升入常州高级中学。1952年考入原北京政法学院研习法律，1955年分配到北京大学任教。

　　简约的早期履历上，我们隐约可见这位苏南乡绅后代的求学之路——一条流畅的线路，无起伏地向前延伸着。

　　其间，23岁的他曾因一篇发表在《学习》杂志上、关于“辩护制度”的论文，引起了另一位常州老乡、新中国法律制度创始人之一的张志让的高度关注和认可。他记得，同一期的杂志目录上，他的名字居然排在大名鼎鼎的郭沫若后面。

　　出人意料的“拐点”出现在1958年：因受“反右”运动牵连，尽管“一个通宵赶出了5000字的检讨”，但这位北大法律系最年轻的教师，还是被下放到了北京玻璃厂。

　　在夏天50多度、冬天也有30多度的熔化车间，熔炉面前的储槐植一声不吭，他把这当成了一次“劳其筋骨”的历练；22个月后，“白面书生”已炼成一副红扑扑的脸庞，他又被发配到北京化工学校和158中学（原北京女八中）“磨其心智”——一个学法律的，却做了多年的英语教师。

　　整整20年，储槐植与北大无缘，与法学无缘。“那是一个不讲法制的时代，当然也是一个不需要法学的时代。”如今聊起那段日子，储槐植的言语里并无更多抱怨，却反而感念英语教师生涯，为他未来研究《美国刑法》打下了扎实的英文功底。

　　中断学业20年，在著名刑法学家杨春洗等先生的大力呼吁和斡旋下，1978年，在那个对于储槐植具有再生意义的美好春天，他终于重返燕园，再执教鞭，当时有个通俗的说法叫“归队”。

　　储槐植“归队”时已经45岁，从25岁到45岁是一个人生命中最有价值也是最具创造力的黄金季节，可令人扼腕的是，他离开了学术。想到这点，他愈发警示自己必须加快学术步伐。

　　老树绽新芽

　　“文革”期间的英语教师经历，终于让储槐植在1981年获得了回报：在国门初开的时候，储槐植被派去美国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

　　储槐植记得选拔考试时的那戏剧性一幕：下午要考试了，中午一高兴就多喝了几瓶啤酒，酒后困乏的他，居然闷头大睡。待他从梦中惊醒赶到考场，考试已经进行了半个小时。惊魂未定的他拿到考卷，心里却暗自发笑了：“这还需要考么？”毫无悬念地，他拿到了绝对领先的高分。

　　正是因为在美国为期一年的进修，使储槐植学术眼界大开，他站在一个学术制高点上，为自己找到了恰当的学术方向。1987年储槐植出版的《美国刑法》一书，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

　　一般来说，这种介绍性著述往往思想性不足，而以知识性取胜，因而学术价值并不会太高，但储槐植的《美国刑法》是一个例外，学界公认：它是一位大陆法系学者眼中的美国刑法，在内容体例上都作了适应大陆法系思维方式的调整，对我国的刑法学研究大有助益。在储槐植教授的这本专著中，他还将美国的双层次犯罪模式与德国的递进式犯罪构成体系进行了比较，从而让国内法学界加深了对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的认识。可以说，这本书是储槐植后来所有学术思想的萌芽。

　　每个学者都有一个学术根基，这个学术根基生发的同时，也制约着一个学者的学术路径，甚至影响着学术风格。储槐植的同辈学者都深受苏俄刑法学的影响，在一种本土化了的苏俄刑法学成为我国刑法学的主流背景下，具有英美法系思维的储槐植蓦然出现在我国刑法学界，自然会令人感受到一阵新风。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