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修民

        包立本虽然至今还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小青年，但在收藏界、地方文史领域，他可是一个有名望的人。十多年前他收藏的粮票已达一万余种,其中珍稀品种累累。曾主编《龙城粮苑》报纸和《粮票文化》杂志,并在各大报刊发表了数十篇有关粮票收藏与文化的文章,藏品也多次在收藏展上露面。1995年被评为常州市九大收藏家之一。近年连续编著《常州科举三鼎甲》、《常州名人故居》、《常州导游》、《常州文物古迹》等书籍。因致力于文博、收藏事业,曾多次被评为“江苏省先进社团工作者”、“常州市文物保护热心市民”等。他还是一位结婚证书收藏爱好者。                  
        包立本曾先后3次在东坡公园和淹城文化街举办他个人“古今结婚证展”。上百对各种结婚证书把整个展厅的墙面、展橱布置得琳琅满目,给人以一饱眼福的视野和感觉。有的如一幅十分精美的中国画,传统绘画中有龙凤、鸳鸯、喜鹊、孔雀、牡丹、万年青、荷花等等;有的则如公文纸一张,就像当今签约合同;有的像一张大红奖状、大红喜报,洋溢着喜气与欢乐。观摩包立本的藏品,发现婚书有横式、竖式,还有折叠式、证件式等。其中最早的是清光绪三年(1877)八字帖;最时令的是近年刚刚才从民政部门领来的最新版本结婚证;尺寸最大的有54×39厘米;最小的才18×12.5厘米;最长的109×26厘米,打开有6折叠。绝大多数是我们常州及周边地区的,充分反映出常武一带民间婚俗,同时也引申了常州地区其他民情风俗。在东坡公园展览时,一对住在白云新村的夫妇发现了他们父母在“文革”时丢失的结婚证书。这对结婚证意义非凡,因为这对结婚证书可以解决其父母购房凭结婚证登记产权证的困难,最后他们高兴地复印了一份。还有一位日本女士,本名叫小笠原静枝,中国名叫曾静英,民国时期与台湾人曾庆仁在中国结婚,结婚证上盖有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印章,曾在常州工作过。丈夫去世后,于20世纪80年代回到日本,但结婚证丢失,被包立本征集到,包立本提供复印件给曾静英,作为其对中国丈夫的怀念,曾女士万分感谢。包立本的婚书收藏为我们常州地区婚俗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和实物资料。20世纪40年代前的婚书基本都是手绘的。材质有纸,也有缎、绸。从这些结婚证书上我们看到时代的风云,历史的痕迹。我们细细欣赏它,如同翻阅历史的案卷。唤起我们对那些时代的想象和回忆。解放前的旧式婚姻,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以结婚证上不仅有男女双方的签名(印章),而且还有双方父母、介绍人、证婚人的签名(印章)。其中有一张结婚证上,有几十个证婚人的签名(印章),可以证明旧式包办婚姻的束缚。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初的结婚证书,奖状式样,有的上面有对联:互爱互敬和睦团结,同心协力劳动生产。这是新中国第一代结婚证书,透露新中国初期青年男女摆脱包办婚姻、实行自由恋爱的喜悦。它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赋予结婚证书以崭新的形式和内容。到了60年代中期,婚书又烙上“文革”印记,浓烈的“革命化”倾向。上方是当时最流行的毛泽东头像,有正面的、侧面的,有穿军装的、穿中山装的。两边或下方是“最高指示”或林彪语录。甚至“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样的语录也会印在这小小的画面上。这真让人难以想象,使人啼笑皆非,难道让新婚夫妻整天整夜绷着阶级斗争的脸过日子?如何教育新婚夫妻要相濡以沫?如何使他们白头偕老?这个时期的夫妻双方结婚证书上都盖有10多个印章和手写记录,什么“大橱已购”、“棕棚已购”、“大床已购”、“方台已供应”、“便桶、拗手票已发”、“烟”等,好端端的一对结婚证竟成了购物卡。反映了当时社会物质贫乏,什么东西都要计划供应,凭票供应。随着“文革”的结束,结婚证重又恢复了喜庆的气氛,而且越来越浓厚。现在使用的结婚证,是由市政府统一颁制,印刷精美、装潢典雅、美妙绝纶,同高档贺卡相比毫不逊色,里里外外充溢着洋洋喜气。
        结婚证书简称“婚书”, 古人又称“鸾书”、“八字贴”,是指男女婚嫁文书。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早在西汉时期,我国已经有了第一部婚姻法典《汉婚律》。婚、嫁在中国历来被看成是人生中的大喜事,“男以女为室,女以男为家”。男婚女嫁,宜室宜家,才能组织家庭,才能子孙繁衍。“性”是生命的象征,性行为的结果使人类得以延续。婚书是对性行为的一种制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性选择的混乱,使稳定的家庭组织成为稳定的社会细胞。家庭是组织社会的细胞,家庭的后继有人就是社会、民族的后继有人,所以婚嫁的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包立本的婚书收藏真实地反映了人们长期的社会生活和相沿成俗的婚嫁模式,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情、政治体制、经济状况及印刷艺术。封建社会男女婚配讲究门当户对,而且早婚居多,男女双方年龄在18~20岁左右,也有16岁就结婚的,甚至更小。从某种角度来审视这些结婚证书,可以说是我国婚姻制度演变最为直观的缩影。 (责任编辑：人文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