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奇才”，是乾隆年间一代文宗袁枚对孙星衍的评语。都说自古文人相轻，其实文人相互看重的也常有。譬如徐悲鸿，就对同道中的佼佼者不乏赞美，他称张大千为“五百年来一大千”，夸我们常州画家马万里是“文艺复兴之业者”。这样的例子不少。对同道中人的夸奖和褒扬，话者需要有大家认可的地位，还要有宽阔的胸襟和高明的眼光才行。袁枚作为当时的文坛盟主，能对后生小辈孙星衍这样抬举，非常难得。但这也绝非是溢美之词，以孙星衍的学识和才华，受得起这样嘉许。

     孙星衍（1753-1818），字渊如，号季述，别署芳茂山人，清阳湖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榜眼及第。史书上记载他从小就博览群书，能诗善文，和洪亮吉、黄景仁等齐名。但是他意不在文学，后来把精力用在对经学、小学、金石文献等学术研究上，取得了很深的造诣。孙星衍做学问，善于考据，著书立说都很严谨。他多从古书中寻求证据，再以金石方志等资料为佐证，去伪存真。这种“采铜于山”的学术方式，最是可靠扎实，但也需要极其博学，还要有融会贯通的能力。孙星衍对古代文献书籍的整理也用力很深，如对《晏子春秋》这本书，唐代的柳宗元就提出疑问，认为是墨子的学生托名作伪；而孙星衍经过细密的研究和论证，认为此书不是伪书，而且考据出这本书应该完成于“战国之世”。他的这个观点，后来被出土的文物所证实。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孙星衍的《问字堂集》成书面世，这套书谈及天文、地理、历史、经学、金石、版本等各个方面，涉猎广泛，所论之事也很深奥，以至于当时的许多饱学之士，对这书纷纷表示很受教益。譬如嘉庆皇帝的恩师朱珪，就对其中的“天官书考补序”一文，表示自己“于此道茫如也”；儒学宗师钱大昕则说此书“皆实事求是，足以传信后学”；经学大师阮元称赞“精博之至”。一般学者，能在某个方面有所成就，就很不容易，孙星衍却是在诸多方面学有所成，并且都达到精专的程度。这样的通才，在历史上也很罕见，所以袁枚以“天下奇才”相称，是名至实归的。

     孙星衍作为一代名儒，留下的书法墨迹比较多，现在也常见。他的大幅作品以篆书为主，偶尔也写飞白书。北京许宏泉老师就收藏了一副飞白隶书对联，许老师还以此为范本，刻了一副抱柱联悬挂于留云草堂。孙星衍的小幅书法如扇面尺牍等，多作行书，这里见到的是他的一页信札（如图），行草书，八行粉笺。受札人是擅画的“罗老爷”，孙星衍让他作“汲黯图”给惕庵，并说“泥泞稍干当即奉访”。这里提到的惕庵，是武进人徐大榕，乾隆三十七年（1772）进士，曾任泰安知府，创建了岱麓书院，名噪一时，在黄景仁的《两当轩集》里也提到过他。这封信孙星衍盖了一方“伯渊”印，信札用印比较少见，这可能是孙星衍为了表示尊重对方。另外，喜欢孙星衍书法的朋友要注意，孙星衍当时名气很大，带来的副作用就是仿冒的书法赝品也多，大部分是晚清或者民国时期的旧仿，有一定的鉴定难度，如果没有相当的书画鉴别能力，需谨慎入手。

     最后，在读《清史稿》孙星衍传时，看到个小故事，说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翰林院散馆考试，孙星衍作文，用了个异体古字，阅卷官是大学士和珅，他不认识，以为是别字，就把孙星衍的文章列为三等。其实这样的事情，现在也有，宜兴的著名书法家储云当年入选全国书法大展，参赛的一件作品，评委们觉得写得非常精彩，但是其中也有一个异体字都不认识，为保险起见，大多数评委给这件作品投了二等奖，毕竟一等奖作品如有别字，说不过去。只有苏州华人德坚持己见，给这件作品投了一等奖。过后华人德和储云说到这幅作品，华老师实事求是，说自己也不认识那个字，至于坚持投一等奖，是他相信，储云是不会写错别字的。文/张 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