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日记》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廿一日记载：“过厂肆，遇吕定之前辈，略谈南中事”。在翁同龢的日记当中，有关吕定之的有近20条，其中比较有意思的是光绪十八年（1892）腊月初三：“致盛杏生函，复其托吕定之于傅相”，还有光绪十九年（1893）三月廿三日：“致李合肥函，为吕庭芷也，嘱以后或补或署”。这里提到的盛杏生是常州盛宣怀，李合肥就是李鸿章。翁同龢是晚清同治和光绪皇帝的老师，曾任户部和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等要职，深受光绪皇帝信任，是晚清时期核心政治人物。从他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和这位吕定之很早就认识，关系也不错，要不然也不会为他出面给李鸿章写荐举信。后来李鸿章也确实不负翁相所托，不久就安排吕定之出任相当于现在厅级干部的天津道台。从《翁同龢日记》可以看到，吕定之和翁同龢、李鸿章、盛宣怀这些朝廷大员关系都不错。这位吕定之又是何许人也？

      吕定之名叫吕耀斗（1828-1895），字庭芷，号定之。江苏阳湖（今常州）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翰林院编修。他入翰林院比翁同龢还要早几年，所以翁同龢早年称他为“前辈”，不过以后翁同龢官位日高，就不这么称呼了。单看这几则日记，感觉吕耀斗是一个为跑官拉关系的庸俗人物，其实并不是这样。吕耀斗少年英才，22岁就考取进士并入翰林院，这在文人辈出的江南也很罕见。可吕耀斗入翰林院后，仕途却一路蹭蹬，40余年转辗各地，署理过军务、船务、赈灾等，还当过天津水师学堂的总办，其间可谓兢兢业业。作为一个老资格翰林，吕耀斗人脉广泛，上司对他考评都是优秀，荐举他时也不乏溢美之词，譬如李鸿章就说他“扬历中外、品学纯粹”，左宗棠说他“志正行方，留心经世之学”。可就是这样一位经历丰富，品行周正的饱学之士，却一直没有得到实缺来一展抱负，到光绪二十年（1894），才实授天津道台，这距离他考取进士已经过去了40多年，可是吕耀斗还没来得及上任，便因病去世了。

      有资料介绍，说吕耀斗“工画墨兰”，这是事实。我们看到的这幅作品，就是吕耀斗画的墨兰图（如图）。在画面左侧有一石坡，其间绘墨兰一丛，寥寥数笔而神采毕现，疏疏朗朗也风规自远。右上角落款“丙子长夏写为公束仁兄大人雅属即正，庭芷弟吕耀斗作于退茹室”，丙子为光绪二年（1876），按《清代官员履历年编》，吕耀斗光绪元年（1875）二月请假就回了原籍，这幅墨兰图应当是作于常州寓所。这个“退茹室”也可以解读一番，“茹”字有忍受的意思，“含辛茹苦”就是。吕耀斗以“退茹”为室名，按照字面理解，他想退出让自己饱受煎熬的官场，可光绪三年（1877）他就奉旨去左宗棠军营任差，“退茹”终结，不知是否出自他本意。现在介绍文人墨客，多有“擅画兰竹”之类的话，要我看，“擅画”改成“只画”或许更接近事实。毕竟画兰竹不需要很复杂的技法，古代文人整天和笔墨打交道，稍加练习便有模样，所以我觉得文人画兰竹更多是一种笔墨游戏。当然擅画兰竹的画家也有，譬如当代已故画家蒋凤白，就被称为“兰竹圣手”。他晚年的作品几乎都是水墨兰竹，有行家请他画设色花卉也不应承。他倒不是不会画，蒋凤白早年临潘天寿和没骨花卉的作品非常精彩。他后来只画水墨兰竹，按照篆刻家蒋寿元老师的说法：就是懒哇，省得调颜色，也省得动脑筋。会不会真是这样？

      再回来说说吕耀斗，近代词学宗师龙榆生有一篇《论常州词派》，把吕耀斗和他的《鹤缘词》列为常州词派之拓展，是常州词派晚期的组成部分。从吕耀斗经历来看，他长时间在官场奔波，在词学上用功不多，只是小有成就。这不能怪吕耀斗，“学而优则仕”一直是文人的主流价值观，吕耀斗只不过是随着潮流而动。或许在他看来，达则济天下才是他的追求，词学不过是闲时的消遣。同样是出身翰林，如果当时吕耀斗能像德清俞樾那样，断绝仕途一心做学问，或者像同邑李兆洛专注于讲学，或许他会有另外一番天地。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当官并不是所有人都合适，但什么才是适合自己的，对于当事人来说，“不识庐山真面目”还是大多数。 文/张 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