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照古文字学考虑这个问题，“司”与“后”，形跟音、义，都是两回事的，两者不能转注，不能假借，说俗话叫不能通用。我根据文献研究发现，其一，在古代的商周时期，无论是早期甲骨文还是金文（即铜器铭文），都没有“后”字，而是将“后”写成“毓”，如有件铜器也称毓祖丁卣。“毓祖丁”就是“后祖丁”。其二，铜器上铭文在春秋后才出现“后”字，但数量较少。所以真正在甲骨文、金文出现的“后”字离商代的司母戊鼎却已有1000年了。

　　所以，说“司”字就是“后”字，那是错误的，那个时期古文字没有“后”字。

　　“司”与“后”之争的问题，不仅影响学者搞研究，还影响下一代，影响中学生、小学生的学习。科学研究决不能信口开河。

　　有时，去医院拿药的路上，我会专门到有关教育书店，看中小学生的课本里的文物知识是否正确，只要确保孩子们书本上还是写着“司母戊鼎”，我就放心了。

　　这并非我与司母戊鼎的首次交集。缘分还得追溯到1980年，我当时首次考证出“司母戊鼎”年代为殷墟前期，是祖庚、祖甲为祭祀母亲戊制作的青铜器，与当时学术界认为古鼎诞生于殷墟后期的观点不同。将大鼎的铸造向前推进了几个王世，这在世界冶金史上有着重要意义。该篇论文震动了当时国内外的考古学界。

　　对文物研究就得严谨。我在多篇文章中都提到了，不要以为外国人都不懂，中国先期的考古工作很多是外国人启发的。如果中国人研究自己的东西都说不对，让外国人看见，会笑话的。

　　一生研究，传承文物的根与魂

　　研究和鉴定了一辈子的青铜器和古文字，我总觉得文物的传承是有灵魂的。一件有趣的事发生在20世纪晚期，河北平山中山王墓挖掘出一铜壶，轻轻一摇，发现里面有晃动的液体，后被送到北京故宫进行检验。一打开铜壶，一股清香的酒味从壶中飘出来，转瞬就消失了。我还和同事开玩笑，“千年之前的酒，没想到让千年后的故宫人给闻到了。”我也联想到《搜神记》记载的中山人狄希造千日醉酒的故事。

　　全国文物鉴定中，也发现了不少的国宝。震惊中外的“马踏飞燕”铜马，在此前并未受到重视。在甘肃博物馆，我见到了1969年出土的这尊铜马，姿态优美动人，三足腾起，一足踏在燕上，凌空飞跃，奔跑急速。找准平衡点，别具风姿，科技价值、艺术价值极高。这说明当时已有高超的工匠，按照现在讲是大国工匠。据说，郭沫若第一眼看到铜奔马时，也赞叹其是一件稀世珍宝。

　　我还记得当时鉴定的场景：博物馆的领导、地方文物系统工作人员围在“马踏飞燕”的鉴定桌旁，一行专家组仔细观察。相“马”时，依据其科学、艺术、稀有等多方面价值，我拍板，“‘马踏飞燕’就是国宝”。此话一出，众人鼓掌，在国宝旁一齐合影留念。

　　我到河北博物馆，发现了一件精美的青铜器。那是1968年在河北省满城县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墓中出土的西汉长信宫灯。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85千克。灯点着后，由宫女一手执灯，另一手似以衣袖在挡风，实为虹管，吸收油烟，既防止污染空气，又有艺术审美。我与其他专家鉴定，“设计精美，这都是属于国宝级的文物。”

　　让我惊讶的是，“长信宫灯”鉴定完毕不久，有故宫工作的一些人跑来告诉我，在故宫的东华门处已经有仿制的“长信宫灯”开始售卖，不少百姓买仿制的文物当做家中的装饰品。

　　出土的青铜器摸得多了。或许因太疲劳，也或许是地底下埋藏千年的文物上滋生了大量细菌。在江西省鉴定时，我的胳膊出现了严重过敏，同事们看都不敢看了，说您这手都烂了，赶紧回去治吧。恰巧工作结束，回北京诊断确定为带状疱疹，打了针，过敏情况才慢慢好转。之后的多年里，每逢阴天，我的胳膊还是阵阵地疼。

　　在成为中央文史馆馆员后，出版了多本著作和论文，如《吉金文字与青铜文化论集》《古文字与青铜文明论集》《大师说器——杜廼松说青铜器与铭文》《故宫青铜礼乐器》《故宫青铜生活用器》，还有纪念故宫建院90周年英文版《故宫青铜器》等等，有的被评为获奖图书。论文有的收入到《世界学术文库》内。我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和全国文物考古培训班授课，并培养研究生。参加或主持了许多文物考古展览，并为国家领导人和外国元首介绍相关内容。接受媒体采访，如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大家”等栏目。上世纪90年代初荣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