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谷融先生和家乡媒体朋友畅谈文学人生。

      去上海拜访钱谷融先生，是中秋节前的两天。这一天，也正是钱先生的生日。长风公园附近这个不大的新村里，幽幽的桂香，隐隐漂浮在静谧沉稳的时光里。

　　看见来自家乡的媒体人，93岁的钱老格外高兴。午后的秋阳透进窗来，且柔且爽，老人脸上布满人性的光芒。作为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钱谷融曾因“文学就是人学”的论断而声震文化界。要知道，在那个“舆论一律”的特殊年代，“鲜明的阶级性”可是文学判断的唯一选项。

　　采访期间，恰逢钱老弟子、目前蜚声国内文艺批评界的杨扬教授来探望先生。杨先生告诉记者，“刘再复至今都认为‘文学是人学’，这是一个不朽的命题。”

　　想起母亲话语，泪水仍会沾湿稿纸

　　1918年9月28日，钱谷融出生在常州南郊的南夏墅镇老二房村。也正是在这一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

　　父亲钱镜海曾经是位私塾先生。钱谷融6岁的时候，被父亲送进朋友的私塾，是年下半年，钱谷融进入了西式的“小学堂”。“小学的老师常常在我母亲面前夸我。”钱谷融至今还记得母亲为他骄傲的眼神。

　　那时候，钱谷融很喜欢看书，“当时我大约正读小学四年级或五年级，看《三国演义》，自然多半只是似懂非懂。但故事情节是看得懂的，而且很有兴趣。尤其对诸葛亮非常仰慕。”在小学里读了六年，钱谷融一向是班上成绩比较好的一位。1932年下半年，钱谷融升入私立潜化初级中学。在“12·9运动”爆发的1935年夏，钱谷融初中毕业，进入无锡师范读高中。

　　高中阶段的钱谷融，开始读翻译小说，“那些书使我大开眼界，在我眼前仿佛出现了一片新的天地，我结识了许多与旧小说中完全不同的人物。”他们的思想爱好，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和风尚习俗，与钱谷融一向所熟悉和知道的完全两样。特别是屠格涅夫的《罗亭》、《贵族之家》等，引起了他对人生的思考，在我心头激发起对青春、对未来的朦胧的憧憬和充满诗意的幻想。“这时，我已经开始深深地迷上了文学，迷上了这绚丽多彩、充满魅力的文学。”

　　1938年冬，日军占领上海，常州岌岌可危。为了不在入侵者铁蹄下当亡国奴，钱谷融决定与几个同乡师友一起出走。“我一直生活在父母的宠爱和庇护下，如今要离他们远行，心头真是悲痛欲绝。”临别时，父亲拿出他好不容易筹措到的两块银元，手颤颤地交给他：“一切你自己当心吧！”母亲则泣不成声地说，“你走吧，不要想我们，我们也不想你。”

　　“怪的是战争不好，破坏了我们的家园。”钱谷融说，“我听了母亲这话，简直心如刀割，在满面泪痕中匆匆离开了他们。”此后，他只要一想到母亲在临别的无可奈何中说的那两句话，总会禁不住失声痛哭。在他成为八十老翁时，写《我的母亲》那篇文章，“想起那两句话，还是泪如雨注，把笔下的稿纸都沾湿了。”

　　让钱谷融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在一路流亡一路求学的途中，遇到了两位高中同学：同为金坛人的钱骥和汤定元。前者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元勋”，后者则成为著名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共同的家国命运，危难时的相互关照，使他们成为终生挚友。

　　一篇“文学是人学”，引起轩然大波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倡文学、科学研究的思考自由、辩论自由、创作和批评自由。

　　1957年初，华东师范大学筹备召开一个大型科学讨论会，校方号召大家写论文，以展示华师大的学术实力。经不住学校的一再动员，一直疏于动笔的钱谷融一挥而就，写出那篇著名的《论“文学是人学”》的文章。

　　“那时，‘双百方针’刚宣布不久，我受到了鼓舞。还由于受到当时活跃的学术空气的推动，各级领导又一再号召和动员。我一向只知道教书，不大写文章，有了领导的号召，我才写了那篇文章。我那时也不懂得什么顾虑，只求能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写出来就是了。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