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则是一个天才。

　　和大多数中外天才一样，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短命！或许，活过40岁的人就不配享用“天才”这个名称，那些闪亮光耀的名字都是和30这个数字联系在一起的：拉斐尔、梵高、普希金37岁，拜伦36岁，雪莱30岁，肖邦39岁。虽然是短短的一生，他们已然名满天下，已然配享名人堂。

　　仲则是值得骄傲的，他是30团队中的一员，他是在35岁去世的，他用英年早逝证明了自己在天才中的江湖地位。但他又是个一生未遇的伤心人。不遇，是要让一个男人发疯的，尤其前面还有“怀才”二字，怀才不遇，是才子的悲剧，也是仲则一生的写照。“零落成泥碾作尘”，他先是被体制碾碎了，随后又为社会的俗见所碾碎。

　　仲则的运气不能说不好，遭遇不能算不佳。所遇的都是官员，不仅有市县领导，还有部省大员，往往还是一把手。虽说自己功名低，但那些大佬治下必有一些适合低功名人的职务和活计，供他养家活口。不知是不愿给他还是不敢给他，总之，都没有给他。或许，他就压根没提、压根没要！所以，大家宁肯请他吃饭、给他送钱，而不让他成为下属。他也始终是个清客、玩客，而非做事的干员。

　　还在朱筠幕中，有个年轻书生拿着模仿仲则的诗作来请教，朱先生看后笑着说：“仲则真是天才啊！”这是变着法儿说人不行，却是对仲则才能的肯定。朱筠的弟弟朱珪见过仲则后，爱他的诗才，对仲则说：“老天爷给了一个人智慧后，一定也会给他福祉，你要收聪敛慧来凝聚福气。这虽是老生常谈，你不要轻视。”但仲则却深为不屑，没把它当回事。（朱珪《题黄仲则遗稿》）黄怀孝在记述仲则母亲的《节孝屠孺人传》中讲过这么件事：“在仲则名扬天下时，大家都去向他母亲道贺，但老人家却显得很担忧的样子，告诫仲则说，‘水能载船，也能翻船。有才能而不加收敛，还恃才狂傲，那是在加重疾病啊！’仲则当时唯唯，但因为胸中的郁塞不平之气无法消除，最终不能改去。”武亿则说得更为透彻：“仲则奇逸绝世，然不知啬神以养其和，非于世屯塞无所遇。甚且天以死酷之，桂酿蠹，璧蕴瑕，珠贼胎。凡物之至者，尚以其美自戕，而以自累，仲则安能逃此！”是说仲则的不遇并非没有机会，而是自己的不善于做人；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会受累于自己的优点，仲则怎么能逃过这个宿命！不完美的不一定是天才，但天才必定是不完美的。仲则当然不是社会的乌黑煤场中的一只雪白天鹅，在那些体制中的成功者来看，他的毛病显而易见。

　　大家都为他惋惜，赵怀玉说他，“算慧业，多应得道”，但有因无果，只能“触起心头千古恨”。毕沅说：“高才无贵士，悲乎！”是说有才的人难有富贵。虽说都在表扬，但似乎都有保留。倒是刘大观显得声情并茂、痛心疾首：“不知造物有何亲，独将此笔与此人。不知造物有何恨，独使斯人受其困！”

　　他不平，他愤怒：“草竟长于我，花还开向谁？”这是郁闷、委屈、无可奈何的质问：一帮小混混都强过了我，我还怎么玩！他不是个“尘障外，把头掉”的看破红尘之人，他的心中装满了怨愤——社会的公正、公平何曾给过我！

　　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有着与他相同的想法和看法，诅咒社会给别人的多，给自己的少。可如果每个人分得的是一样多，是否就是人世的公平？是否就消除了这种愤怒？

　　诗要求温柔敦厚、怨而不怒，是怕愤怒刺激了读者，坏了他们的口味；还因为诗人的愤怒于事无补，反会戕害了自家性命。怨，却能絮絮叨叨，唧唧歪歪，无伤大雅，直入赏鉴。但久怨亦会成病，杀伤力亦大。

　　诗不是目的，只是形式。只有加入了内容，形式才有了生命，才可以吟唱，才值得吟唱。愤怒出诗人。仲则是个诗人，又是个体制的边缘人，一辈子都想踏入体制的门槛，却始终被挡在门外，最后还赔上了卿卿性命，他的一生当然只剩下愤怒。去除了愤怒，不再有诗，成为诗人还有何用！    

　　一个诗人活得太太平平、一个天才活过了40岁，哪还有什么愤怒，哪还能写什么诗！只能是个尘世间的游戏客。诗人，因为挑战社会而产生价值，也会因为挑战社会而失落价值。诗人是幼稚的，天才更是幼稚中的极品！

　　天才的本质是人性与社会的矛盾。天才要张扬人性，社会要扼杀人性。社会，只会敲打着钱币碰撞出闷沉的声响；天才，却是生来倾听天籁的。大多数人的生存，是以人性服从于社会性、个性服从于群体性来换取社会的接受和认可。社会在剔除人性中的恶时，也抛弃了人性中的善；在规范了群体行为的同时，也抑制了个体和个性。可是，天才常常反其道而行之，始终以个性凌驾于共性，人性超越着社会性，并以超常的个人才能体现着本能的力量，在社会中独树一帜。但囿于约定成俗的偏见，天才终不能见容于社会。在双方的博弈中，输的是天才，赢的是社会。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