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康（1867-1947），字授金（一作授经），号诵芬室主人，江苏武进（今常州）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在清朝曾任法律馆提调、刑部主事等职，并协助起草了中国第一部宪法《钦定宪法大纲》。民国后，历任北京政府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财政总长，还担任过北京大学法科和国学研究所教授，上海法科大学校长以及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是中国近代法学界重要人物。董康和“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关系紧密，首先他们是近邻，家都在青果巷；二来史良毕业于上海法科大学，当时的校长是董康，他们有师生之谊。后来史良在上海开办律师事务所，董康对她多有帮助。

      现在说到董康，更多原因是他藏书家和版本学家的身份。台湾大学研究近代藏书史的学者苏精，把董康列为中国近代最重要三十位藏书家之一。董康很早就涉足藏书，他在刑部任职时就经常去北京琉璃厂和海王村搜寻旧书，曾以低廉的价格收到法式善手写本《宋元人小集》，按收藏界说法就是捡了个“大漏”。董康对传统戏剧、词曲方面的古籍版本特别用心，收集整理了大量资料，编成《曲海总目提要》一书。这本总目汇集了从元到清近七百种戏曲剧目，为后人对传统戏曲的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董康也因此被胡适称赞为“董先生是近几十年来搜罗民间文学最有功的人”。说到董康对古籍版本的整理，就不能不说到他的《书舶庸谭》。中日两国人员交往从唐代就开始了，日本持续派人到中国学习文化和各种技术，这些人学成回国时带走许多书籍。这些早期的传统典籍，因为各种原因，有的版本在中国失传了，而在日本却保存了下来。晚清民国时就有中国学者注意到这个情况，开始去日本寻访中国古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杨守敬、张元济、傅增湘和董康等。《书舶庸谭》就是董康在日本的访书经历，还有在日所见古籍善本的详细记录，对古籍的记载我看不太懂，但几篇序文觉得很有意思。序文分别是胡适、赵尊岳和傅增湘所作。胡适是提倡白话文的，这篇序文也用白话文写出，文章最后用一首小诗结尾，诗的后两句“要堂堂地生，要堂堂地死”流传广泛。第二篇序文是赵尊岳所作，赵尊岳是赵凤昌的儿子，和董康是同乡，他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词学家，对明词有很深的研究，著有《明词汇刊》一书，他的序用骈文写就，辞藻华丽，对仗工整。另一篇序言是傅增湘写的，他也是著名藏书家，人生经历和董康类似，所以他最能体会董康藏书的个中甘苦。他在序言说他和董康“弱冠同举孝廉，中岁同官京曹，晚年同隐居燕京，而嗜古耽书，博通流略，老而不倦，与余尤有同好”，他这篇文章用文言文写就，有桐城文派的风范。三篇序文用三种文体，但都有各自的精彩和特点，所以说文章好坏在于内容，用什么体裁真不重要。董康除了藏书，他还以“诵芬室”为名刻书印书，“诵芬室丛刊”在民国时期以版本精美著称，丛书从印书材料到刻工都很讲究，当时就有“纸白如玉、墨黑如漆”的好评。

      董康也是著名书法家，在大师辈出的民国书坛占有一席之地。他的书法有两种风格，早年以颜体为主，晚年则大多写褚遂良的圣教序。雁塔圣教序是唐代书法家褚遂良的巅峰之作，也是唐楷的代表作品，被称为“美人婵娟，似不轻于罗绮；铅华绰约，甚有余态”，历代书法家对此都推崇备至。民国时期写圣教序的名家不少，赵世骏和董康是其中的代表。这里看到的就是董康临写的雁塔圣教序石印的字帖（如图）。这本字帖的最后，有董康亲笔的一段跋文：“双百鹿斋主人属抚雁塔圣教序记一通，深愧荒率即乞佩珊先生大雅教之。丁丑六月武进董康”。这段跋文告诉我们，董康是应“双百鹿斋主”要求写的这套字帖。“双百鹿斋主”是潮州郭子彬，他是民国早期上海著名的实业家和慈善家，曾经出资建造了复旦大学心理学院，也是一代儒商。

      最后来说说他在《书舶庸谭》里的一段话，他在民国十六年（1927）四月三日记：“历年争战莫不以主义为揭诸，其实皆竭亿兆之精神，博个人之权利”“即使有雄才大略可以统驭枭杰，如古来嬴政、曹瞒、蒙古成吉思汗，所谓应运而生者，皆吾民丁劫运也”。这两段话可以看作董康的政治态度，他是反对英雄主义的。“一将功成万骨枯”，所谓豪杰之士纵然成千秋伟业，那也是万千百姓以生命为代价造就，这样的付出太沉重。文/张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