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粟裕、陈毅、张鼎丞等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先后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和第一、第二支队挺进苏南敌后，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著名道教圣地茅山三宫五观（九霄万福宫、元符万宁宫、崇禧万寿宫、乾元观、仁祐观、德祐观、玉晨观、白云观）所在的密林里，常常是新四军出没的地方。当时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部和政治部就曾设在茅山乾元观，陈毅也常与地方名流会晤于此。

　　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虽然工作很忙，但一有空就找乾元观老道长惠心白聊天、下棋，向他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和全国抗日斗争的形势，深深地教育了惠老道长。同时，惠心白亲眼看到新四军生活艰苦，纪律严明，平易近人，深为折服。他对陈毅说：“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我们入道人也应出一臂之力。”

　　在新四军指战员的宣传、带动下，茅山各宫院道众纷纷行动起来，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斗争的洪流中。他们有的直接参加新四军，奔赴战场杀敌；有的为抗日武装部队带路，探听情报，传递信息；有的参加担架队，救护伤员；还有的四处奔波为新四军筹粮筹款等。军民团结抗日，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日军对茅山抗日根据地恨之入骨，疯狂地进行报复性扫荡。

　　1938年6月28日，日军烧毁白云观灵官殿、经忏楼、北楼等20余间。9月1日傍晚，日军第一次进犯印宫，焚烧三清殿和西斋道院等楼房，杀死居士黎洪春（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国道教协会会长的黎遇航之父）和沿途抓来的民伕。10月6日下午，日军集中数百人，直扑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驻地乾元观时，包括陈毅在内的根据地相关人员已安全转移。日军威逼利诱，但都无法从道士们口中获知新四军的去向。日军恼羞成怒，惨无人道地杀害了道长惠心白和陈容富、赵容山等12名道众，还焚烧了乾元观内的松风阁、宰相堂、殿宇。10月7日、8日，日军又相继闯入印宫、白云观，大肆烧杀。这年夏秋季日军对茅山道院的五次扫荡，共杀死道士和群众50余人，烧毁殿堂楼阁200余间，创建于秦汉时期的茅山三宫五观道场毁之殆尽，只剩下了一些残墙断垣。

　　日军残暴野蛮的行径，打破了原先有些茅山道士“日本人不杀出家人”的幻想，激起了他们更加强烈的仇恨和反抗精神。幸存的道士们埋葬了同伴的尸体，擦干泪水，又挺起胸膛去与敌人战斗。茅山九霄宫虽驻有日军，但道士们身在虎穴不惧险，经常为新四军提供情报。一些道士，包括乾元观的朱易经等人，都与新四军设在南镇街的交通站有密切的联系。黎遇航当时既是新四军军粮的保管员，又是隐蔽的新四军情报站站长，还参与了吴仲超领导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工作。汤念义、陶念忠等5位道士参加了新四军，谱写了一曲爱国爱教的壮丽凯歌，其中汤念义光荣地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茅山九霄宫和元符宫两位教小道士读书的先生吴济之、张明贵亦在1939年参加抗日工作。吴济之曾任抗日民主政府县参议员、副区长，1946年10月随新四军北撤，建国后转地方工作。张明贵当过抗日民主政府文书，曾以道教特色配合新四军敌工部绘制散发了一张鼓舞军民团结抗日宣传漫画，画面是利用茅山的原有“钟馗符”，加印上“癸未年（1943年）、大劫年、人畜遭灾、若避此难、须军民合作……”的印章，据说影响很大。

　　自1939年起，日军乘茅山扫荡之际，占据了大茅峰九霄宫制高点，常驻100多人，对茅山地区抗日军民的活动妨碍很大。新四军曾组织数次偷袭、强攻，试图拔掉这颗钉子，但敌人居高临下，武器精良，每次都因损失较大而没有成功。1943年10月，抗日民主政府在金坛境内支河（今致和村）召集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开会商讨这件事，黎遇航道长代表道教界站起来从容表态：“顶宫(即九霄宫)是道教的庙观，但现在鬼子利用它监视我们抗日军民的行动，不利于我们的革命工作，烧了吧!”会后他回到茅山道观，积极地做人称“七老太”的九霄宫老道长滕瑞芝等有威望道长的工作，希望他们顾全大局。在黎遇航的积极协调下，这些老道长同意了火烧九霄宫的计划，并积极准备转移贵重宗教物品。因当时茅山社会情况复杂，日伪、顽军、土匪活动猖狂，为了保证九霄宫道士搬迁贵重物品的安全，新四军有关负责人说：“你们搬东西下山，有我们新四军暗中保护，无人敢来抢夺！现在将庙观烧了，待抗战胜利了，革命成功了，再盖新的！”后来，新四军两个连利用大茅峰据点日军换防，在宫内小道士接应下突然袭击，冲上九霄宫，将宫院东侧日军住房烧毁。此后，日军再也未上大茅峰顶宫设据点。

　　为缅怀在抗日斗争中光荣牺牲的茅山道士，在茅山新四军纪念馆里有茅山道士的抗日事迹介绍。乾元观里立有茅山道士抗日斗争纪念牌，以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