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的常州，一个叫张太雷的8岁小男孩风雨无阻，每天去两里路外的石龙嘴上学。从米市湾横穿闹忙的米市河就到石龙嘴了，如果没有那些鳞次栉比的灰墙瓦屋，在很远处就可看到龙嘴上地标性地写着“江湖汇秀”的高高的大石碑。湿滑的只两三米宽的石板路街上，早上挑水的，扛木材的，盘缸的，挑箩运粮的，挎篮卖麻糕油条的，上班上学的，那种拥挤对于一个初上学的儿童，这两里路还真是一种挑战。

      戊戌变法后，改革已是大势所趋，迫于内民怨沸腾、外坚船利炮，慈禧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宣布正式实施“新政”，推行君主立宪，在政治、军事、财政、工商等方面全盘学习西方。其中受益最大的是教育，除办京师学堂外，各省各市县都须建公办学堂，张太雷就读的石龙嘴上的小学，名曰“武阳公立西郊两等小学堂”，两等者，指有初、高等的完小。这种洋学堂一改千年陈习，音体美语数格（自然），让人耳目一新。西郊两等小学堂的前身是汇秀书院，逼仄的校园渐渐已容纳不下逐年增加的莘莘学子，先是把女生分到附近的吴家祠堂，等到太雷上二年级时，学校便迁到文亨桥（新桥）南的碧霞元君庙（民间称娘娘庙）了，此庙在道光时已改为义学。太雷自此上学就要走更远的路，走完米市河还得走与其相连的日晖街、缸行街。学校搬迁新址，校名沿袭旧称，却彻底解决了拥挤和分散之苦。

     我1951年春开始在此就读时，已更名为“新桥小学”，学校在风雨中度过了四十五载，且经历了清代、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江山虽改，老校风貌依旧，屹立在校正中的那棵老梧桐更高，更粗壮了。

      同建于明代中叶的文亨桥与娘娘庙，一个如兄，一个似妹；一个高耸具阳刚之气，一个宽畅备阴柔之美。比邻数百年，相看两不厌。校门前有七八级宽广的台阶，阶东有长摊，俱是让人垂涎的广东五香牛肉干、荷兰水、弹子糖，还有令人心动的西瓜心玻璃球、各色洋片、各种图案的彩贴。阶西多临摊，春有鲜美无比的小海鲜，夏有甜脆的野菱，秋有酸掉牙的橙积囊，冬有甜如红枣的龙爪。

      学校整体布局犹如“啤”字，以雄伟大殿为中心，北是通道，南为教室环列的大院，东有一小院落。进校门有屏风相迎，两条被整齐的冬青环饶的长长花圃拥着青砖铺就的走道，顽强生长的绒绒小草精心地嵌在青砖缝中，灰色的砖与青色的草十分协调，给人以“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愉悦。走道西有朝东教室，还记得三年级的一次图画课，赵璧（素吾）老师高举一图画本让大家看，牙膏牙刷画在左上角，大部分纸却空着，我亦随大家窃笑，可细看居然是自己的“大作”。走道尽头东侧竖一高柱子，上吊着口缽形铜钟，此为校工国三司职之处，钟声提示学子已到离校时辰，学生放学须按老师指定的年级依次出门。

      钟柱再往东是两间宽敞明亮的副课老师办公室，某日在音乐老师办公桌前有事，突然警报声响起，大家肃立为斯大林逝世默哀。我为此还买了本《报告斯大林》的小人书，现在还珍藏着。办公室门前是青皮石天井，向南四五米，上三四级台阶就可进入宽阔的大殿，正中的佛台已改作讲台了。在北半间，我们曾上过音乐课，蒋海萍校长平时教地理，那次可能代课，他弹着琴，以特有的男高音教唱“太阳出来暖又暖，毛主席的光辉照草原”，那熟悉的旋律仿佛至今仍然回响在耳边。大殿两侧长且暗的厢房，是主课老师的办公室。殿东侧小院是低年级教室，南北各两间，中隔小明堂。我们教室朝南，冬天正好在室外太阳下“斗田鸡”“轧脂油渣”。班主任陆霭荧，大眼睛，快人快语，老师中少有的爽朗，三十年后她又是我儿子的第一任班主任，秉性依旧。大殿与小院隔两堵墙，每次进小院都得通过窄又长的昏暗的小弄，弄北尽头更加幽黑，安有一尊己没了凤冠霞帔的作坐姿的金身娘娘。由于诸多传说，经过时，我的心跳总是陡然加快。偶尔有胆大者，会像触电般碰下娘娘，便以此炫耀于同学间。殿南是三上三下的木结构教学室。与大殿隔操场相望。四年级时，我们教室在东边楼下，门前有一年久滑梯，下部已长满青苔，即使不拦住，也没人敢碰，别说爬了。

       一次学校对面纸簿店遭祝融之灾，大家紧急疏散，虽距校门才十余米，熊熊大火居然对木结构的古老校舍毫发无损。求学六年半中，唯一的一次事故是邻居寿保从梧桐高处的爬竿滑下太快，擦破了点皮。

       娘娘，大殿，梧桐，母校留给我抹不去的记忆，珠联璧合，百年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