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1日，首届苏锡常一体化发展合作峰会召开，这是实现区域优势互补，共同提高的有效途径。这竟使我们联想到上世纪30年代常锡两地纺织业界的一次成功合作。

      常州和无锡都是长三角著名的工商城市，但两市纺织业的发展格局不尽相同。常州的纺织业起步于清末民初，其中以织布业尤其突出。1916年，常州大纶机器织布厂创办，投资额达9万元，这是常州最早使用机器织布的企业，购置大英式机器织机110台，产品有斜纹、白细布等，在质量方面能和“洋布”抗衡，很受南方市场欢迎。由于该厂厂主蒋盘发在早年创办手拉织机工厂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又有刘国钧等一批俊才加盟，很快大纶厂就“大发”，每年盈利都要超过投资，“办实业攒大钱”的示范效应十分明显，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者从事织布业。到上世纪30年代，常州的织布业进入全盛时期，其织布能力在全国仅次于上海。但遗憾的是常州纺纱业则一直是短腿，在1920年同时就创办有“大纶”“民丰”等纱厂，但由于纺纱业投资大、门槛高，特别是技术、管理等专业人才缺乏，加上国际形势的变幻，导致这些纱厂跌宕起伏，步履艰难，即使后来免遭破产，但产量有限，仅能满足自身织机用纱。因此常州大量布厂所需用纱一直使用日商的“洋纱”，无法也无力改变。与此同时，无锡荣氏集团虽然创办纱厂十分成功，甚至还将纱厂办到上海，但多数销往外地，反而对近在咫尺的常州没有过多的关注。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以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侵略，国人群情激昂，团结一致，抵制日货。常锡两地的民族纺织业界亦同仇敌忾，自发联合，终于走到了一起。由于地域上的接近，文化上的融合，加上双方的真心诚意，合作不断稳步推进，开创了互助合作的新模式新篇章。

      促进合作开端的首先是常州的织布业，果断放弃过去主要使用日纱的格局，转向国产棉纱。最早他们向上海的申新总厂求援，提出试制用量最大的20支经纱，并订立了首批3万件的合约。申新总经理荣宗敬先生予以大力支持，并指定由设备先进、纱锭较新的申新五厂负责试制。但由于原料等各种原因，棉纱的拉力始终达不到标准，上海其他纱厂也都知难而退，无意接手。无奈之中，常州只得转向无锡的申新三厂求援，经过两个多月的攻关改进，20支纱不仅强力能达到70磅以上，而且纱长还优于日纱，从而在常州大受欢迎，各家布厂都争相使用。

      无锡申新三厂为常州试制20支棉纱成功后，市场一下打开，该厂充分意识到常州在用纱方面长期大量的需求，认为没有任何理由不予高度重视。为确立优势地位，他们首先注重商标的宣传，原来该厂的商标为“好做”，故对供应常州的经纱商标取名为“特别好做”，纬纱取名为“普通好做”，既形象又通俗。从此“特别好做”棉纱叫响常州，成为专门供应常州布厂所用，初定每天30件，后来增加到500件还是供不应求。1933年冬，上海申新的荣宗敬总经理还决定将上海申新一、二、五、八等四个厂的大量筒子纱供应常州，确保需求。

      自从“特别好做”棉纱供应后，常锡两地的纺织厂家都从中得到利益好处，感情日益加深，愈加感到供需双方应该像一家人一样亲密无间，动作行事先要为对方考虑，方便别人也是方便自己，促使双方向合作的深度迈进。期间时任常州织布业界代表的蒋盘发、诸永生等多次赴无锡，除了向申新三厂的总经理荣德生致谢外，同时提出进一步深化合作的设想，具体就是商量是否可以改革棉纱出厂的包装环节，从而为布厂提供更大的便利。过去无锡纱厂的棉纱出厂都要打成纱件（一般40包为一件），今后是否可以在纱厂细纱纺成后，直接上经车做成盘头，供应常州使用。这样纱厂不需上摇车，摇成支头（即小包）再打成纱件出厂，也可以省去几道工序。而常州的布厂则更为受益，如果能够拿到盘头，就可省去上筒子车再上经车做盘头的几道工序，双方无论是人工、时间、费用等诸多方面都可明显节省节约，好处多多。但要促成此事，关键还在于无锡纱厂方面要增加经车和盘头等设备的投入，还要相应增加一些生产道序，在数量统计方面也要有所改变。另外还有意想不到的是，无锡当地的税务部门以不好计算税款而横加阻拦，不允许盘头出厂。由于申新方面的不懈努力，这些困难都一一得以克服，后来该厂还对宝塔筒子纱也参照此法改进包装，使常州布厂可直接做出纡子，更加方便了生产。

      常锡两地的互助合作日益紧密，每笔采购的棉纱数量都在千件以上，资金高达四五十万元，最多时曾有一天开票进纱4000件的最高纪录，连上海的全国棉纱交易市场也为之震动。无锡申新三厂还在其他方面对常州织厂表现出最大的诚意，除了确保产品质量和交货期外，在回款方面也表现得十分大度。过去一般在开票进纱时，双方只订一次成单，就能定期交货，并不需要支付定金，棉纱发出后，约定可以五天后再付款。但在实际操作中多数是收到的一天或付款的一天都不算，实际上就是六天为期了。其中常州方面布厂中有动作迅速的，当天收到盘头，晚上已经织成布匹，次日快件运到上海，随手做押款或定期交货，借此转个手，马上可以电汇货款到常，也就是说此时成品款额能够在原料付款之前，利莫大焉。常州布厂以中小规模为主，资金都比较紧张，申新三厂能在资金结算方面给以宽松也是另一种的“雪中送炭”。

      申新三厂成为合作典范后，无锡的其他纱厂如庆丰、广勤等也都以此为榜样，按盘头或筒子纱供应常州，从而形成一个比较固定的合作模式。有资料反映，此法实行后，常州布匹的生产成本由过去的1.2至1.3元，普遍降低到一元以下，降幅高达20%以上。在这短短的七八年中，常州的织布业迎来历史上少有的快速发展时期，机器织机从500台增加到7000多台，浆缸达到36台，日产布匹达到2万匹以上，日需棉纱500余件，其生产能力不仅在江苏位居第一，在全国范围内也仅次于上海。由于无锡纱厂的棉纱能够满足供应，因此日本的棉纱便再也进不了常州市场，其间日商曾采取威逼利诱等多种手段，甚至推出棉纱价格可打九折的优惠，但常州的所有厂商都不为所动。与此同时，常州的棉布藉此畅销华南各省，特别是两广地区更是指明需要常州的棉布产品。

      常锡两地的合作还大大促进纺织机械的国产化进程。上世纪20年代初，由于常州已有电厂建成，部分织机开始使用电力拖动。常州各个布厂最早引进的是英国“狄更生”普通织机，后来日本的“丰田”织机开始抢占中国市场，由于性能优越遂成主流。1934年后，荣德生在无锡投资成立开元铁工厂，仿制生产丰田型织机获得成功，质量精良，价格公道，常州布厂纷纷订货，仅民华、正丰染织两厂，一次性就购买300台。同期常州的厚生机器厂也开始仿制生产丰田织机，每年产量在千台以上，1937年上半年更达到1200台，都为本地布厂所用。

      常锡两地纺织业界的互助合作，离不开业内工商领袖的高风亮节。无锡申新三厂荣德生总经理首先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不计得失，不避风险，处处表现出“君子”风范，真正把常锡两地当成一家。他曾有过这样的憧憬：“今后常锡两地的纺织企业在办厂要东扩西进，用十年左右的时间，争取工厂沿沪宁铁路实现对接，打造中国最大的纺织基地。”表达出强烈的实业报国情怀。常州方面则力推纺织业界元老蒋盘发为代表。蒋盘发于1907年就和赵锦清在南郊梅龙坝创办裕纶染织厂，一度有手拉织机280台，用工500多人，是我市近代纺织业的先行先试者。1916年又和刘国钧等创办大纶机器织布厂，而后又于1920年创办大纶纱厂，虽也遇到风浪波折，但他的创业经历及人格魅力已为业界所公认。常锡合作中“由纱厂直接供应盘头”也是出于他的提议。他和刘国钧在大纶机器织布厂共事多年，有着深厚的情谊，后来刘国钧的大成公司一旦有多余的棉纱就直接用盘头供应蒋盘发开办在梅龙坝的协源染织厂，从而触发他的思路，并最终使无锡方面能够接受，极大地方便了常州的众多织布厂，真是功德无量。此外还有一位穿针引线的人物也不能不提，这就是曾任荣德生秘书的常州人章伯熙。1919年，章伯熙到无锡面粉厂（该厂也为荣德生所有）任文牍，1931年被派往常州任申新三厂的驻常办事处主任，他集地域、人脉、职责于一身，周旋各厂，奔波两地，弥合分歧，扩大共识，最后使合作不断完善并日趋深化，也是功不可没。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首先是无锡的申新三厂成为日军的重点轰炸目标，当时工人还在上班，死伤无数，骇人听闻。这也充分说明当时无锡申新三厂的国产棉纱已经能够形成对日商棉纱的有力挑战，因此被敌人视作“眼中钉”，必欲摧之而后快。常州方面也是惨不忍睹，因积极响应两地合作号召，而特地选址在城东丁堰创办的大东棉织印染厂才刚刚建成，部分车间已经开工，因地处铁路沿线也遭轰炸，厂房物资大部被毁，护厂工人被枪杀，30万元的投资毁于一旦。另一家建在戚电厂旁的华昌染织厂也没能逃脱厄运。就是在市区的各家布厂，也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抢劫和破坏，从此一蹶不振，陷入长期萧条。到1940年后，虽然有局部工厂复工，但都属于勉强维持，总的用纱量只有战前的十分之一二，即使抗战胜利后，由于种种原因，也未能恢复原状，昔日风生水起的常锡两地合作便一去不复返了。文/赵德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