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闻华夏大地，十年来，修复孔庙，保护历史文物遗产的行动，正轰轰烈烈地开展，位于南京秦淮河畔的夫子庙，已建成中国科举博物馆，市中心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的孔子像及庙宇，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的游客，前来瞻仰。

       常州是中国儒学重镇，有识之士，建议修复常州府学文庙，使之成为“千载读书地，历代名士邦”的标志性建筑。常州文庙始建于唐代，在江南影响巨大，有“东南绝之观”的赞誉。因年代久远，加以修复，可使常州这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以故事绘历史，用景观呈辉煌。北宋大观三年（1109年）开科，全国取进士300名，常州府就有53名中榜，举国瞩目。宋徽宗赐“进贤”龙碑立在文庙中。

       二十世纪中期，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士，兴起了对儒家传统的热烈向往：政府牵头组织祭孔大典，盛况空前；地方纷纷兴建不同类型的“文化工程”，各色仿古建筑拔地而起，耗资巨大；儒学研讨会，规模宏大，孔子学院遍及全球，国学研究所和大学国学院纷纷现身；儒学、儒家与传统文化的大讲堂，红红火火，各种大众传媒把国学或儒学推崇到了极致；各种文化典籍，冠以“国学大典”、“儒学全书”、“传世经典”之名，纷纷出笼，且畅销不衰；民间的宗族文化，祭祖、厚葬之风，又把儒学在社会上存留的、有限的传统资源不遗余力地发掘和展示出来。综合各种力量，造就了大陆的新“国学”或大陆的“新儒家”。新一代的“国学大师”们，以儒家学说的复兴和中国文化的重建为已任。其中最具代表性者，莫过于康晓光先生全面复兴儒教的建议：将儒教定为国教，让儒教要进入日常生活，要成为全民性宗教。

       对大陆兴起的儒家文化热，曾经大力宣扬儒家文化的当代新儒家却抱有强烈的怀疑和批评态度。如台湾安徽籍学者余英时先生所说：儒学不是一种单纯的哲学或宗教，而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系统，从一个人自生至死的整个历程，到家国天下的构成，都在儒学的范围之内。过去两千多年中，通过政治、社会、经济、教育种种制度的建立，儒学一步步渗透进国人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虽然传统儒学不能与传统制度画等号，但它确实托身于后者。因此，随着辛亥革命以后大一统皇权政治制度的崩溃，儒学也就失去了其安身立命的依托，变成一个游离于现代建制之外的“游魂”。他的这种观点得到大陆个别学者的回应：“这就是儒学或国学在现代中国面临的根本性困境。不管多么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我们都不得不承认，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纯正的儒学已经无可挽回地走向死亡。”在他们看来，企图回归传统、复兴儒教、重振国学的想法，不过是借尸还魂的虚妄之念和移花接木的荒诞之举。

       当今世界，凡是成功的企业文化类型，都具有很强的民族性特征。如日本、美国、德国、韩国等国家的企业，都有与本土文化相衔接的经营哲学、价值观和管理模式，正是这些因素构成了他们有自身民族特色的企业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也同样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和借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而儒家文化是一系列的政治学说和道德伦理，本与商业活动无涉。然而，明清以来六百年的儒商实践，把儒家的政治理论和道德哲学渗透在商业活动中，运用在经营实践上，使之成为一套行之有效的经济伦理和商业准则。传统儒商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这种创造性转化，给我们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何从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寻找和发现资源，充实社会的经济活动和商人的经营实践，儒商给我们提供了历史的和现实的样板。如基督新教徒从加尔文教派神学中发现了节俭、苦行、荣耀上帝的资本主义精神，或如日本神教徒从武士精神中派生了无私奉献与团队和谐的企业文化一样，中国传统商人从孔子仁、义、礼、智、信的政治学说中提炼出以人为本、诚信敬业、以义制利的儒商文化。这种儒商文化可用儒商商德和儒商商道来加以概括。商德是道德规范，重在商人思想境界的提升；商道重在对商人行为的约束，主要是行为规范。简言之，商德所规范的是思想，商道所规范的是行为。对六百年儒商文化的研究和总结，是培育社会主义商业道德、培养新时代商人人格的需要，也是建设中国特色企业文化的需要。

       本文以常州商人为例，研究当下儒商之意义，并与同道们共探讨。

       常州商人是清代初期之际，也包括安徽、福建、浙江来此经商的成功人士，活跃于中国商业舞台上的一个由常州人为大多数组成的商帮。作为一个商帮，常商有着自己独特的经营之道和商业理念，比如“先儒后贾”，“职虽为利，非义不取。”等等。常商重大的历史贡献之一，在于它以雄厚的财力物力，滋育出了灿烂的常州文化。比如常州教育、常州刻书、常派建筑、常州园林、常州画派、常派篆刻、常州医学、常州水口等等。

       但我们研究常商历史，不是醉心于颂扬往昔的辉煌，而是希望从中寻求一种精神力量，以应对迅猛发展的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应该说，常商经营之道和商业理念，在今天仍有其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常商精神内核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称常商为儒商的原因。而儒商精神是一个稳态的和开放的系统，其精神体系的核心是儒商经济伦理精神，其中包括仁爱善良的道德观、强国富民的目的观、取财有道的价值观、以民为本的服务观、见义勇为的责任观、公正平等的权益观等等。一言以蔽之，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爱财”，即是要发展经济，追求货币增值，这是商人的本性；“有道”，即是要讲人性、守道德，这是做人的起码要求。二者的结合，才体现出儒商经济伦理精神的本质。强调经济理性，即是强调经济利益与道德规范的一致，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的协调，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和人自身的文明同步，并不是我们过去所简单理解的，仅仅是践诺守信、和气生财、买卖公平、童叟无欺这些内容。

       儒商的经济活动，实质上是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业向经济领域的落实和扩充。发挥儒家伦理道德的力量，可以克服和抵御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种种弊端，这已经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被誉为“东亚奇迹”的东亚儒家经济圈的兴起所证明。

       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莱尔逊(S.Lainson)的《MBA速成》风靡美国，他把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的管理思想也列入其中。90年代末，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曾十分自豪地说，哈佛商学院将海尔集团“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成功经验作为案例编入教材，而海尔的经验实际上就是儒家、儒商式的管理模式。可见，儒家、儒商的“人本主义”管理模式不仅具有中华民族的特色，而且适用于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化的管理。近来，有学者认为，儒商精神对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规范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二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三是知识经济发展的思想基础；四是经济领域和平发展的主要支柱；五是中华民族振兴经济的原动力；六是共同富裕价值观念形成的积极因素。

       我把儒商在长期的商业经营活动中形成的独特的商业文化精神，概括为如下内容：一、博施济众，依群利己的经营宗旨；二、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三、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商业道德；四、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五、好学重教，以智经商的经营特色；六、变化日新，自强不息的敬业精神。

       历史在进步，时代在发展，传统儒商精神也面临着现代转型。现代新儒商应该吸取传统儒商精神中的现代价值：仁爱、民本、民生的传统；以义取利、诚敬就业、言信货实、和睦谐调、勤俭廉洁的合理内核，摈弃传统儒商所带有的那种地域性、宗法性、行会性，以及“以官为本”、谦让忍让等等历史的局限性。二十一世纪的市场经济，是以知识为主轴的新的经济时代，只靠传统儒家的内在资源显然不足，必须积极开发外在资源，以充实和修正。面临当今经济全球化不景气的挑战，我们遇到的是严重的道德危机，进而引发大规模的商业信用危机，我们的经济秩序、道德秩序都面临一个重建的问题。努力提升经济活动中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利用本土文化，发掘儒商精神，并把它作为一种现代精神来提倡和弘扬，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可以预见，现代新儒商，将成为国内外中华民族企业家的主体，儒商文化也将成为中华民族企业文化的代表和世界企业文化的主流。

       儒商的历史传统离我们并不久远，儒商所提倡的价值观对我们并不陌生。传统儒商的商德与商道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之间存在很多共性的方面，二者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传统儒商有积极价值的文化因素，可以被现代的经营管理者所汲取，从而丰富现代管理的内涵。在传统商德与商道中，含有许多可以作为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商业道德“内核”的因素、原料，这些因素和材料对于当代商人精神和企业哲学的培育有很大的教育和启发意义。儒商商德的仁爱、人本、正义、勇毅、求知的精神追求，可以作为现代企业哲学的思想来源；儒商商道以人为本、以义取利、诚意敬业、言信货实、勤劳节俭、奉献社会的经商原则和行为规范，可以转换为现代企业的经营法则。

       不过，我们还应该看到，儒商的商德与商道毕竟是在传统社会中孕育和产生出来的，它势必深深打上旧时代的烙印，虽然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有其生命力，并且切切实实地在发挥独特的功用和价值，但我们也应该清晰地认识到，传统商德与商道，从其价值取向到其具体技术规范上都有与现代经济生活相冲突、相矛盾的方面，有时它与现代经营精神和管理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常州儒商文化的研究刚刚起步，今后将以丛书的形式整理相关成果，只是刚刚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我们相信，随着新路径、新方法的引入，随着研究队伍的日渐壮大，儒商文化研究的路子会越走越宽，成果会越来越多，儒商学作为一门综合性边缘学科的基础建构，也会变得愈加牢固。那时，具有权威性、规范性的高水平儒商学刊物也会问世。我们期待着那一天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