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常州学者发文论述春秋吴国的历史沿革，促使我重读旧作，今再发于博客参加讨论。

     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称之为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里，吴文化熠熠生辉，别树一帜。

     追根求源，是人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好奇心。一说起吴文化，人们自然而然地首先想到的是，春秋战国时代，勾吴国的建国、强盛和衰落。因为它是吴文化的起源和基础。泰伯、仲雍让国南迁建吴国、季札延陵世泽让国传家风、专诸鱼腹藏剑刺王僚、孙武摆阵斩姬训女兵、阖闾五战五捷建大城、夫差争霸黄池问鼎中原、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吴国等大的历史变革和事件，均被史学界专家和吴地民众所传诵和接受。

     但是，这些事件一落实到具体的“地望”（发生地点）便歧义顿生、异说不少。

     说起来也情有可原。因为，一者历史过于久远，毕竟是3000多年前的时间，又没有当时的书面记录。而中国的地名颇多重复，地理区划又因朝代更迭而变化极多；二者，中国文化的丰富性表现在人名地名方面，名堂很多。比如，人名，就有名、字、号、别号、绰号、尊称，有时还要注意避讳，改个字什么的，不一而足。地名也是，太多样了。丰富多样虽然是一种优点，但也给后世理解和辨认带来困难；三者，我们说的古籍史料，对于春秋时代古吴国而言，因为至今没有发现吴国自己的史料，多是同时代的别人（别的国家）、后人（秦、汉、唐。。。。的古人）写的文章。这些史料，有当时作者自己的观点，甚至于有矛盾、有错误、有讹传；最后，是我们现代人，总觉得自己所在的地方是吴文化的发祥地是件无上荣光的事。因此，对祖上（最少是三代以上），流传下来的民俗、传说、故事和他们几十年、几百年前因为同样原因而建造的建筑、碑刻、地方志等“新古迹”、“新史料”极有感情而深信不疑。

     这四种原因是平心而论的，客观的。因此各地大可不必为某一点具体的不同认识而心存芥蒂，倒是需要互相理解，相互交流、提供研究成果，以求更加真实地接近和重现历史真实。

     本着这种认识，笔者在学习这段历史的过程中，就特别注意不断公布的考古新发现，因为这是我们今天的人们，了解和理解古代历史的最可靠的手段之一。

     我首先注意到的是2007年10月12日国家文物局、中国社科院、江苏省文物局联合考古组对外宣布：在江苏省镇江市所属丹阳珥陵镇葛城村发现的‘吴国城池’，是目前江南发现最早的吴国城池。

     结合史学界对丹徒大港出土的“宜侯夨簋”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有了新的认识和联想。

     “宜侯夨簋”是现存首都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周代国宝。为1954年六月丹徒大港村民在掘土时发现，以后由南京博物院和华东文物工作队再次深入清理发掘。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1955年以《江苏丹徒县烟墩山出土古代青铜器》为题，正式对外发表报告。张敏先生近期撰文，详细描写了1984年又对文物出土地进行的调查。他们采访最早发现青铜器的村民和僧人，过细了解当时村民发现及挖掘的经过。文章分析认为，当时村民因不懂考古发掘的程序，在3米宽3.6米长的范围内，陆续挖掘的三个圆形地坑，相互影响，破坏了原来墓穴的形制，导致初步做出一大两小三个墓穴的认定。但从清理出土的文物来看，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大墓。出土文物有五鼎、一鬲、两簋、两盘、两盉、两羊鐏、两兕觥、两磁豆、一瓷碗，以及兵器、车马器、玉饰等、还有人牙七枚。两羊鐏是王侯之权杖的首尾铜器。综合起来看，这些文物说明，墓主人是王侯一级的人物。

     非常可贵的是，当时出土的“宜侯夨簋”青铜祭器上有铭文126个字，引起了考古界的注意，据郭沫若、唐兰等专家的研究成果，铭文记载了周王改封“夨”为“宜”侯的经过。宜地就是今日之丹徒一带，“宜”字古代与吴相通。但由于铭文残破锈蚀，在金文的今译上而有学者持不同见解，认为第一字不是宜，但都同意“宜侯夨簋”的第一个字为地名、侯为官阶、夨为人名、簋为器名。

     这件宝贝在丹徒大港烟墩山发掘出土本身，就说明墓主人是春秋时期在朱方（秦朝时改名丹徒）的一位诸侯王。对此人，史学界经考证认为是泰伯弟弟仲雍的曾孙周章，而封赐他的是周康王。这些看法与《史记.吴泰伯世家》相合。从时间上判断，泰伯仲雍南奔建勾吴国是公元前1140年，传到周章已是第五世吴王了。时间也是相符的。

     就是说，在丹阳发现的3000多年前的吴国城池，是目前江南发现最早的。除非有新的考古发现，目前的这两个考古成果，可以使我们做出这样的判断：勾吴国建国时的都城是建在今天的丹阳丹徒一带，在当时的地名叫做朱方。

     以后考古的成果有了陆续的发现：2600多年前在今天常州城南的古淹城被确认为吴国城池、2008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是确认了公元前515-前496年吴王阖闾时代所建，阖闾城是春秋时期吴国国都。这一认定与《越绝书.吴地记》的史料记载：“阖闾城筑于周敬王六年（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伐楚还师，命伍子胥所筑”相符。考古发现有城有郭，现存堆土城墙残高2-4米，宽20米，四周有护城河。城内有点将台、练兵场、武器库等遗迹尚依稀可辨，出土大量青铜器、兵器、陶瓷生活器具等文物。城池达2.98平方公里，在今天的常州、无锡紧靠太湖的交界处。

     史料确认的勾吴国始建于公元前1140年，公元前473年越国勾践灭吴国，计25世，667年。第24世吴王阖闾代替僚之前的600年多一点的时光，勾吴国的政治中心，应当都是在今日的镇江一带。这不仅从现在考古发现吴国城池的年代和分布情况来看是如此，在镇江、南京一带，发现的大量吴国贵族墓葬群也说明，这一判断是合适的。包括，1984年发掘的丹徒大港北山顶吴王墓，出土了可以确定墓主人身份的“余眛矛”、“尸祭罄”和王侯权杖，认定墓主人就是公元前527年的吴王余眛。是至今在古代吴国疆域内发现的，唯一有铭文可以佐证的吴王墓葬。吴王余眛是勾吴国第22位君主，葬于丹徒大港。他的儿子僚继位时间不长，都城还在朱方。

     那么，专诸鱼腹藏剑刺王僚的事件应当发生在朱方。吴王诸樊之子光，就是阖闾，派刺客专诸杀了吴王僚。在即位前发生了与叔叔季札之间有名的对话，将勾吴国另一座城池引入人们的视线：（为行文的方便，以下的对话是我用现代语言的表述）：

     公子光：“叔叔，先君传弟不传子是为了将王位传给您。僚的继位违反先君旨意。如果尊祖先惯例，应当是长子长孙的我继位，所以我杀了他。现在我请叔叔按先君旨意继位掌国。”

     季札：“不可！我继位就是你我合谋篡位，不义！你杀了弟弟，我再杀你是助长骨肉相残，不仁！我将永远离开你，不再进宫！”

     于是季札离开朱方，到延陵扩建淹城，始终不与阖闾见面。

     阖闾待叔叔去世，为更好抵御越国而迁都淹城。应当是在公元前512年了。

     孙武摆阵斩姬训女兵、阖闾五战五捷建大城，就在这一阶段。吴国进入最强盛时期。

     阖闾城地位、地望与时间的确定，一如前述，是2008年我国十大考古发现的功劳。

     在此之前，史学界似乎主流认识是春秋战国时代吴国的都城在苏州。如21世纪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中国少年儿童版。图说中国历史》明确地写作“吴国为周朝王子所建，初都镇江，后都吴（今江苏苏州）”。

     此一论断不能说错，但稍嫌粗泛，易生歧义。根据现在已经有的考古成果，似乎应当将括号内的关于吴的注释修改为“今之苏锡常一带”。如能写得更加细致一些，则更具严谨和客观，笔者建议表述为：

     “吴国为周朝王子泰伯仲雍所建，初，都镇江，600余年，后期分别都淹城、阖闾、姑苏，为今之常州、无锡、苏州一带。”

     有了阖闾城的定位，一些历史事件的地望也相应清楚了。比如有名的吴越夫椒之战，关于夫椒山位置的争论一直不断。只要看看太湖和吴越两国的大致位置，就会明白越国强大的水军，通过太湖进攻吴国国都阖闾最为便捷；可见伍子胥、孙武在太湖中间岛屿设置军寨是何等高明；如此看来，夫椒山就不会在靠近苏州的位置，而应是靠近常州的太湖中的马山了。

     再如，关于苏州城建城的时间地点的争论也有不少各异说法，甚至有人认为当年伍子胥建阖闾城就是建的苏州城。其实伍子胥在建阖闾城的同时，也建了若干军寨，如，在太湖边上建了姑苏台（今灵岩山）、马杭(史称胥城，在常州南)，在太湖中建了夫椒、东山等军寨。严格意义上讲，勾吴国直至被越国灭亡，今天见到的苏州城都尚属未建，更谈不上做了勾吴国的国都。吴王阖闾时期建的军寨姑苏台，夫差时期又在那儿增设春宵宫，为长夜之饮，也就是个“别宫”或者“行宫”吧。这个“别宫”（“行宫”）在越国灭吴时，成为废墟。

     2004年我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江苏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其中的丘承墩特大型墓，被确定为仅次于绍兴印山越王墓的越国第二大墓。时间为越王勾践时期。

     也就是说，在越灭吴之后方才可能发生，越国的贵族死后葬在原为吴国所辖的无锡县境内的可能。没有多久，越国又被楚国灭亡，原来的吴地就又成了楚国的疆土。楚国的相，就是那位有名的春申君，“请封于江东，考烈王许之。春申君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史记》卷七十八）这里的“故吴墟”，应当就是被战火摧毁的姑苏台，春申君“自为都邑”的，应当就是在距姑苏台不远的地方所建的新城，因为在吴地，可能就称为吴城吧。这个吴城应当就是今日之苏州的前身。

     春申君可能鉴于对历史的变化有所感慨，将其中一个城门定名为“胥门”，以纪念那位有先见之明的伍子胥。如果当年夫差采纳伍子胥灭越的意见，历史必将改写。可能就不会有春申君在此建吴城的事了吧！

     秦统一以后实行郡县制，吴城名称发生过多次变化。几百年后，到公元前140年的汉武帝时期，才有《史记》，写作者“太史公曰：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1000多年后的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将吴州改为苏州，苏州名称才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

     我们以上利用已经知道的考古发现，大致厘清了勾吴国历史上主要事件的发生地点和时间。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为什吗历史文献对吴国的称谓有时是勾吴，有时是句吴？也听到不少初学者提出这一问题。我在学习这段历史时就很奇怪，为此，经查辞海才明白，原来“句”就有“ju”和“gou”两种发音，后者和“勾”发音相近。

     但是，吴为何叫勾吴呢？

     笔者年轻时有过一次有趣的经历，可能对理解这一问题有所启示：我是北方人，爱人是江阴人。我第一次去岳父家，那是靠近常熟的江阴小镇，美得像周庄古镇一样。家宴菜很丰盛，岳母大人亲切地要我吃“eng”,我听不懂吴语，环视台面不知在哪盘菜上动筷，尴尬得很。爱人将菜夹到我的碗里，才知道原来说的是“鱼”。

     我想到这一有趣经历，眼前联想出现这样的画面：3000多年前。泰伯到了吴地，看到一位渔夫，上前打听地名。由于语言不通，沟通困难，忽然灵机一动，指着一条鱼发问叫什吗？回答是“eng”。周族人崇拜吴山，而古时“吴”、“鱼”发音相同。这样，可能泰伯脑子里就有了在这儿“吴”的发音就是“eng”的概念。因此在定建国名称时，就将吴语对“鱼”的发音作为国名，实际上心里想的是吴。可惜北方周人很难准确发出需要动用上颚和鼻腔发出的“eng”音，没有办法只能加上助音“勾”，一如我们在学习俄语时，为了更好发出卷舌音，常须加上“得”的助音一样。

     这是我的想象，对不对呢？后来查阅1997年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增补本，在“句”条下，看到“句吴（gou wu）即吴国。《史记.吴泰伯世家》：泰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司马贞索隐：“颜师古注《汉书》，以吴言句者，夷之发声，犹言於越耳。”

     我读过后沉思良久，原来2000多年前就有人提出过相同的问题，不然这位颜老先生不会写这样的注释。我们能够看懂他说的意思，但是他只说对了一半。对的一半是“勾吴”现象是因为吴地老百姓的方言造成的，错的一半是“夷之发声”。我们将他的话译成白话：“将吴说成‘勾——吴’，是因为吴地老百姓说方言的声音，就好像将越说成‘於——越’一样。”这里边有个主语问题，是谁将一个音节的吴字说成了两个音节的‘勾——吴’？是吴地的老百姓吗？不对，吴地的老百姓发出的是只有一个音节的“eng”音，应当是外地人不会掌握吴语发音诀窍，仍旧用自己的发音习惯，采用两音节速读来模仿所造成的。

     这在吴地的出土文物上也有所表现：南京博物院于1964年7月发掘的江苏六和程桥墓群确定为吴国墓葬。其中一号墓出土的编钟上，就铭刻着“攻吾文”字样，实际上是用原有的文字来表现这种两音阶的国名——句吴。

     至于流传极广的各种勾吴国的传说，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研究吴文化是极有意义的。可作为民间文学来读，但要是作为历史来读则是不适当的。我们期待有更加多的考古新发现，我们相信历史是会逐步接近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