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一标题来介绍谢伯子先生其人其画，想必是恰当不过的。因为这位年届八旬的画家先天失聪病喑，要了解他长期在无声的空间里奋发自强、自立的不凡经历，除了借助笔谈外，就是读他的画。更何况绘画在我国历来被称之为“无声诗”，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画迹就是艺术语言，是心迹的流露。因此，要了解、走近谢伯子先生，最便捷的方法，无疑是读他的画。
　　我认识谢伯子先生已逾十年，早此十年先是看到他的一件画扇，画笔清脱，有石涛遗韵，所以印象极深，但当时尚不了解他。迨1992年5月“谢伯子画展”在上海美术馆成功举办，报上报道了上海画坛对画展的反响并刊载了他的诗、画作品。我读到后，经辗转探询才得以与伯子先生相见在他的青山画斋。伸纸笔谈，颇为莫逆。从此我常去拜访他，观赏到了在画展中所汇集他半个世纪以来的代表作品以及近几年的新作。由此对他的经历和从艺轨迹，艺术志趣才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伯子先生原名宝树，一字伯文，1923年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累代书香之家。不幸的是他先天聋哑，但所幸他“后天独厚”。自幼受父亲谢玉岑（1899-1935），外祖名山老人（钱振锽，清季进士，以诗文、书法名世）的发蒙授读。由于他天性颖慧，好学敏求，学诗书之余于绘画情有独钟，故又得叔父谢稚柳的指授。因此当其父谢玉岑因病临终前，就托咐挚友张大千将他收为门生授以艺业，以冀他将来在绘事上有所造就，并能以此自立。大千一口允诺，当即就收受了这位年仅十二岁的小学生的叩拜。抗战开始后他随姑母（谢月眉，知名女画家）到上海后，由父执著名花鸟画家王师子（伟）的推荐，又拜其父另一位至友郑午昌为师。这便是他习文从艺的渊源和拜师的背景。
　　张大千、郑午昌没有辜负亡友谢玉岑的托咐和友情；谢伯子也没有辜负父母师长的期望，他从此将绘画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始终默默地在艺海中刻苦求索。19岁就加入上海中国画会，23岁（1945年）在沪举办个人画展。外祖名山老人为他赋诗书题：“六法天开别有门，谢家玉树茁灵根。平生不能师松雪，却有王蒙是外孙。”其中欣慰、嘉许兼而有之。读他当年的一些作品，如《松猿》（1942年），《携琴访友》（1945年）及1947年所作《春云晨霭》就可窥见他尽管受张大千、郑午昌两位名师影响至巨，但因他深知“取法乎上”的重要，故习艺能师师门之所师，学宋人重在骨法用笔，学元人重于求笔墨神韵，又直取方方壶、倪云林、陈老莲、石涛、梅清等各家之长，又能自出手眼，能自变化。故他工写兼擅，画路宽博，凡山水，人物，仕女，花鸟，走兽无所不能。《美术年鉴》（1948年版）载其小传略谓：“家学渊源，得力于石涛甚深，写山水气魄雄伟，作人物则神韵隽逸”，遂使他在名家云集的海上画坛崭露头角而以画自立。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新时代、新风尚的影响，他走出画室，开始从事写生，以此来丰富和拓展自己的艺术创作，画格也为之一变。如所作《雨花台》（1953年），《华山苍龙岭》（1957年）等，即均从写生中来。又如《紫金山》用笔精劲，设色妍润。难怪当代学者冯其庸先生观后称赏：“令人想起赵吴兴之（鹊华秋色图）也”实非虚誉。又有他作于1960年的《山里人家》，作品立意之新颖，构图之繁密，用笔之磊落，色彩之妍丽，则可视作他实践“笔墨当随时代”（石涛语）的作表作。
　　在“十年浩劫”中，他虽处境艰难，但从未放弃艺事。读他作于其间的一些小品，即可知他对画艺仍在作深入的探究，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堪称志比精金，心如坚石 。
　　改革开放后，伯子先生欣逢盛世。他仍为创作积累素材，不顾年已花甲及家人的谏劝，经常孤身一人从事采风写生。二十年来，他三上黄山，二登九华，渡三峡，攀峨嵋、青城，上雁荡、庐山、华山，赴敦煌，泛漓江，其间虽历尽艰难，但由此“得江山之助”，为他晚年创作大为受益。诚如他在一首题画诗中云：“闭门临仿似樊笼，纸上峰岚避苟同。三上黄山情未已，一挥彩笔意无穷”。 (责任编辑：人文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