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２０年代初，郑振铎与高君箴在上海结婚。举行“文明结婚”的新式婚礼，不再按旧礼教旧习俗办婚事。约定双方家长都要出席婚礼，并在儿女结婚证书上加盖双方父母的私章以表诚信。婚礼前一天，郑振铎才想起自己的母亲没有私章，便打电话给挚友瞿秋白求刻印章。瞿秋白所刻印章，古朴雅致，早就为朋友们喜爱。谁知郑振铎当天就收到瞿秋白的回信，拆开一看，却只有一张“价目表”，上面写着：“石章每字两元，一周取件。限日急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两元。牙章、晶章、钢章另议。”郑振铎看后，哭笑不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好个瞿秋白，就是不说刻不刻，能不能及时送到。为防耽误大事出母亲“洋相”，小心起见，郑振铎想，好在还有朋友会刻，就另请友人刻了。第二天上午，婚礼一切就绪，马上就要开始，只见有人送来一个大红喜包。红包上写着“振铎先生君箴女士结婚志喜，贺仪５０元。瞿秋白。”郑振铎拆开一看，红包内装的却是三方青田石章。一方是郑老夫人的，另外新郎新娘各一方。却并没有５０元钱。三方印章玲珑雅致，郑振铎爱不释手，玩赏之余，才醒悟秋白所谓“贺仪五十元”的含义。一时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