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问你为什么要写字，而且还要把字写得好看，你未必不窘。已故复旦大学教授柳曾符有一段深入浅出的说明：“文字是人类交际的工具，可补语言的不足，异时异地人类思想的沟通，信息的传递，尤赖文字。所以，不能不把文字的书写，作为一件重要的事来认真对待。古人书籍，多赖手抄。虽印刷术流行以后，抄书文工可省，但日常书写，应用仍多。所以，书写的技术不可不讲。善于书写的人，迅速、美观而正确，不善书写的人，写的人固然吃力，看的人对文亦十分发愁：甚则鲁鱼亥豕，工作造成损失，则责任尤为重大。”（见柳曾符著《大学书法新编》）说得形象、生动，便于理解。但有一个漏洞，那就是文字并非我们中国人所独有，外国人也书写：文字书写的普遍性连柳先生在表述中也数次不经意地提到了“人类”两字。问题是只有中国人还必须是书写汉字，才会出现美观与否的感受与评判，这是什么原因?另外，当今电脑普及几乎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使用工具，就像筷子、梳子之类用品，写字是否还得用上笔?你恐怕比我还清楚。也就是说，作为语言之外的人类交际工具的文字尽管目前尚未消亡，但文字的书写（特指用笔）已不那么重要，至于写得好不好看，更加无所渭了。这倒是柳先生生前始料未及的。
　　鲁迅曾经代兄弟周作人为乡人杜兆霖的《蜕庵印存》撰序，其中写道：“尝闻艺术由来，在于致用。草昧之世，大朴不雕，以给事为足；已而渐见藻饰，然犹神情浑穆涵无尽之意。后世日有迁流，仍不能出其封域。”这个道理鲁迅是从什么地方打听得来的，我不知道，但以中国书法的实用性而言，概括十分准确。鲁迅接下来断言：“饰文字为观美，虽华夏所独，而其理极通于绘事”，一个“独”字表明书法为汉字书写的特殊现象，非全人类一切有文字的民族和国家所共有。这是否由于汉字的象形性?探究者似乎不少，但没听说有什么结论为大家信服。值得注意的是，在强调书法的民族性、实用性的同时，鲁迅将书法的最高境界与基本原理通之于绘画；也就是讲，书法除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写得一笔好字意义外，还具有如同其他艺术种类一样的纯粹性，可以超越实用的局限。鲁迅写序自有他当时立论的语境，只是在无意中他为汉字书写提供了两种可能：作为使用工具的美观，作为创作作品的赏玩；尽管这两者都以唯汉字书写可上升到书法艺术的境界为事实前提。我们这里的问题是，如果有人拿鲁迅的话当理由，推断书法与书写可以一分为二，书法可以作为与实用无关的独立的欣赏对象，你何言以对?要是这个说法成立的话，在电脑普及的今天，大多数中国人不去书写、不懂书写、不会书写都没事儿，只要留下来少数几个艺术家去弄弄书法，有如前卫艺术一般，就行了。这恐怕也是鲁迅先生生前始料未及的。
　　早在20世纪80年代，李泽厚、滕守尧等通过译介或转述，就把书法称作“有意味的形式”（据说译自美国苏珊·朗格）。更有大胆实践者如徐冰，把一连串互补相关的汉字或非汉字（偏旁）随意组合、排列，形成视觉上的效果；内容没有了，因为常常字不成字，仅剩下形式让你感到“有意味”。其实，类似的过程与经历，更早的有邻国日本。二战之后，西川宁、宇野雪村等主张颠覆传统书法的书写习惯与欣赏模式，书法创作，近于西方式的抽象绘画。他们运用逻辑的三段论式来宣言：凡艺术皆可创造；书法是艺术；故书法可创造。文字内容与文字形式的驳离，纯粹性与实用性的两极，似乎成了书法在当今的生存状态或必然选择。
　　这样的选择与状态在中国也已经持续了２０多年。日本的率先示范是否让人满意而有成就感，我们不好说，但对自身情况的了解与把握还没有完全失去了理智，估计满足陶醉之人不多吧?书法完全摆脱了实用性，书写的美观与否完全与书写内容不发生关系，书法并没有找到新的可靠的出路；相反，已有人感觉到，回归书写的日常生活实用价值，兼顾书写内容和形式，更像是中国人至少是一切以汉字书写为艺术追求者的不二法门或众选之选。
　　由叶鹏飞撰写的《书法与诗词十讲》，我不敢肯定就是为了解决或是解答上述问题而完成的，因为这是文物出版社新近编辑发行的一套丛书中的一本；此书围绕书法核心，分别与之相关的话题，一题一论，其意思也就是北方人常说的“掰开揉碎了”讲道理。叶著的体例不取思辨性的理论构建，而尽量缕述史实，让读者优绌自判、冷暖自知、依违自择。不过按昔人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的说话，无论叶鹏飞有意无意，这本书的客观效果之一，本人认为就给我们走出上述问题的迷途提供了一条路径。 (责任编辑：人文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