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听涛

        这是一张在抗战期间、常州沦陷后，由侵华日军颁发的“县民证”。虽然那时笔者还只是8至16岁的髫龄少年，生活在沦陷后的常州城里，但许多当亡国奴的刻骨铭心的往事，垂老难忘。一看这张“县民证”就想起这段痛史。
       “县民证”，实际是奴隶身份证。领证的主人钱国钧是先父，他当时本在后方江西赣州采购木材，祖父钱遴甫在常州带了一家老小艰难度日。1940年阴历二月初十祖父因胃癌不幸病故。父亲星夜奔丧回来料理后事。从后方到沦陷区的人都会引起当局的怀疑，因此赶快疏通保甲长领一张“县民证”作为护身符。这张“县民证”充分说明当时的老百姓不是堂堂正正的中国公民：证上的纪年要把“昭和十五年一月”放在“民国廿九年一月”之前；发证机关要把日本占领军的“苏州特务机关常州班”放在“江苏省武进县公署”之前；文字全为日文，甚至“41岁”也要写成“四一才”；除了保长陈木梁成、甲长葛国贤盖有名章外，还要有日本人“伊东”、“汉士”的名章。所有这一切，说明这是一张亡国奴的奴隶身份证。
        这上面的住所兴隆巷也有一段故事。当时我家租住巷内马家洋房的底层。这一座淡绿色的花园小洋房在常州城内是罕见的。房主是在上海开办顺昌铁工厂和石粉厂的著名爱国企业家马润生，他与长子马雄冠这时随铁工厂已迁往重庆了。马雄冠是我祖母六弟蒋蕴良的长婿。我祖父抗战前租住东横街张宅，开了一家祥丰泰小木行，已完全被日寇烧毁，至此无处栖身了，大概是由于蒋蕴良的介绍而住到马家洋房来的，虽然洋房的二楼还有一户教师租住，但我家是主要房客，是否有一点委托我祖父照看这洋房的意思就不得而知了。不幸的是，祖父住了不到两年就在这里病故了。祖父安葬后，父亲又回后方，我家就迁往青果巷八桂堂去了。这座显赫的洋房听说竟被日伪特务机关占用了，有人说是汉奸蒋鼎生住在里面，再走过门前时只能侧目而视了。房主马润生直至抗战胜利在后方病故，也再没有住进他自己建造的洋房。
        这张“县民证”的流传也值得一记。父亲1940年回江西时将“县民证”留在家里，以后直至解放后我家迁居四次，“县民证”迄未丢失。20世纪50年代初，我返里时在家中发现此证，立即感到这是日寇侵华的罪证，所以就把它带回北京。1958年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建处向全国公开征集文物，我把此证捐给他们，得到了一张打印的谢函。此后几十年我虽然记得这件事，但从未过问过它的下落。尤其是经过“文革”浩劫，这张小小的“县民证”还在何方早已渺然不可知了。直至1995年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办了一个大型展览，我前去参观时竟在展柜中发现此证赫然在目，它与一张北京城里日寇统治时期发现的“杂合面配给证”放在一起陈列。一个是政治统治，一个是经济剥削，成了两件敌人无法抵赖的罪证。我大喜过望，衷心感激中国革命博物馆制度严密，保管严格，使之完好地保存下来发挥作用。我向该馆保管部负责人陈禹同志申述：希望得到复印件，并能将其上父亲的中年摄影放大给我留作纪念。他们一一照办了。这才使我现在有机会将此复印件送还给故乡。
        沦陷时期，常州城里的中国人进出城门要向鬼子鞠躬，过封锁线要被搜身。甚至有一年突然全城大搜捕，半夜里把男性居民赶出城外。我们当时住在东下塘56号光裕堂张家，我还只是个少年，也与家人一起被赶出城，到西直街表姑丈沈颐槐家躲了一天。东下塘房屋后门外都是城墙，有一年在城墙上远远看见城外龙兴寺前树上挂了一颗人头，说是日本鬼子杀害的新四军，从此吓得再不敢上城墙去玩。
        一张“县民证”，一段亡国奴的惨痛生活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中国人应该团结起来，强大起来，再不能让这种悲惨生活在祖国大地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