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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海春：他非常智慧的是把最根本的东西一下子提出来讲。
郎绍君：他确实是一个出色的书法家、画家，他提出的不是系统理论，而是几句抓住本质的话，被人们接受并流传后世的话。他把披麻皴这一路好南宗这一路提到更高的位置。这有偏颇，也有道理。道理就是把形式看作绘画的本体。笔墨怎么样，就是艺术本体怎么样，这是艺术内部的规律。这是中国写意画发展到这个阶段的必然产物。
顾村言：之前的顾正谊等在这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包括莫是龙、陈继儒等。
萧海春：包括之前的李日华，与顾正谊、莫是龙、陈继儒等都是一批整体地在提这个问题。
郎绍君：对董其昌最大的启发是吴门和浙派之争，他从这里思考，从元推到宋，把“元四家”推上来，“元四家”从前并没有那样的大名，是到了董其昌才有了大名。但我们今天看“元四家”就是厉害。
顾村言：“元四家”投射的是一种文人的性情，强调笔墨，而且是真正超脱功利的，追求一种人生的大自在，倪瓒的逸笔尤其明显。
萧海春：“元四家”产生的背景是异族的统治。我觉得，历来对南北宗理论的批判都是瞎说的——我从自己的角度一直这样坚持。
郎绍君：后来形成压制和贬低北派的一路，也是一个问题。
萧海春：这个其实跟董其昌是没关系的。
郎绍君：以科学的标准去判断董其昌“南北宗论”准不准确是恰当的，换一个人就能说准了么？
萧海春：所以董其昌就让我感到，他的智慧和眼光真了不得。而且他自己的画、字，包括他题画的那些语言，他对书法的论证，真的很厉害。
郎绍君：他之后的中国画有一个转折，但也走向了另一端，即人们对师造化不太重视了。但是董其昌重视本体、重视学古和传承的理论是无疑是极重要的。
萧海春：传承里面跟自然、跟个人、跟理论都有关，这应该是我们这一代的任务，要把它做成是难度很大的。
郎绍君：二十世纪的反“四王”，有两方面的原由。一是“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思潮，二是“四王”末流的模拟与没落。徐悲鸿骂四王派是“八股山水”，固然是打击一大片，但出有他的根据。以提倡写生取代临摹，是一个极端代替另一极端，但也是一个有效的“药方”。这是时代的潮流，由之产生弊病不能全归罪于某一个人。我们评价李可染对写生的提倡也是这样，他不学传统程式，在教学上有忽视传统的不足，但矫往难免过正，他力行写生，才创造了新的山水画，其贡献是突出的。
萧海春：他对付的是“四王”的流弊。
在这一点我非常佩服李可染，真是太有贡献了，他把那些传统的东西经过他的理解在写生的时候用进去，而且能传达出中国画那种审美的感受。
郎绍君：李可染的同代人都努力写生，但有突出创造的还是个别人，如石鲁、黄胄、傅抱石、黎雄才等。
萧海春：我在工艺美校上学时最佩服的就是两个人，一个是李可染的写生，一个就是石鲁的大写意，他的黄土高原的大写意我佩服得不得了。
其实从北宋、南宋下来以后，赵孟頫提出“书画同源”实际上从那时起就开始与笔墨接近了，没有他的“书画同源”的体会，笔墨到后来很难被提出来的。
(责任编辑：D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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