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朝政发生急剧变化，元祐初被贬放之臣纷纷被启用，章惇升为尚书左卜射兼门下侍郎，蔡京为翰林学士兼侍读。

        哲宗绍圣元年，章惇为相，殿中丞虞策、束之邵弹劾苏轼在翰林所作文字，讥斥先朝，说古况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忿恨之私……又复述李定、舒亶、何正臣等讪谤朝廷之说。哲宗不加思索，罢苏轼定州任。在定州整束军纪，建立屯垦戍边的“定州弓箭社”。随后苏轼先后被贬至英州、惠州和儋州。直至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十二日，哲宗病逝，年仅二十五岁，向太后力挺神宗第十一子端王赵佶接皇位，即徽宗皇帝。朝政又一次发生变化。章惇因反对端王即位，随后章惇罢相，被贬武昌军节度副使，安置雷州海康县。朝中有“大惇小惇，殃及子孙”的民谣。韩忠彦被任为宰相。朝廷赦免元祐大臣，苏轼接诏命由海南儋州调廉州安置。从此离开海岛，走上北归之路。

        九月十七日，船抵达梧州，苏迈和苏迨未至，贺江水干，乃改道经广州北归。九月底，船泊至广州，苏迈和苏迨等共三十余人相聚于此，当地官吏出迎款待。十一月上旬离广州赴英州。途中遇新任广州知守朱服（行中）舟中款待苏轼，彻夜畅谈，忆往事为官之道。

        十一月到英州，又接诏命：“复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在外州任便居住。”

        十二月途径惠州时，书《除夜野宿常州城外》：“行歌野哭两堪悲……”

        苏轼北归心切，谢绝了在韶州过新年的挽留，于十二月下旬乘官船溯浈水东上赴南雄。在舟中欢度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春节。这一日先为狄太守作《九成台赋》，又为明老之托撰《南华题名记》，三日抵南雄，次日向大庾岭进发，中旬抵达虔州，当地百姓自带干粮，陪送三百里。

        五月一日，苏轼一家抵达金陵，作《崇因院观音颂》，颂谓：“苏轼南迁，尝祷于寺之观音大士前而应，遂颂之。”崇因寺长老钦之，为颂刻石。

        六月上旬，与米芾（元章）会晤白沙东园，同游于西山，避暑南窗松竹下，话罗浮见赤猿事。米芾见苏轼患暑热之症，为其送麦门冬饮子到东园。

        六月十三日，苏轼带着抑闳、苏过到靖江郊外柳氏夫妇墓地哭祭：“……我归自南，宿草再易，哭堕其目，众坏咫尺……”

        六月十五日，至城西二十里奔牛埭（镇），钱世雄侍候相迎，紧握他手，将《易传》、《书传》、《论语说》三书相托，三十年后必知其价值。

        苏轼抵达常州，码头上欢迎的人群如潮，欲见苏大学士的仙骨神貌。他头戴小冠，披半臂，坐船中，观之者众。见此情景，戏谑地说：“莫看杀轼否？”

        这一天，常州城中，天空乌云密布，下起了雷阵雨。沿街百姓目送苏轼前往顾塘桥畔的孙氏宅院（藤花旧馆），相传东坡于园内手植香海棠和朱藤各一棵。为纪念东坡曳舟常州城外，常州人民在该处建立东坡公园。园内建有东坡登舟处、“舣舟亭”与“仰苏阁”。清康熙和乾隆两帝巡游江南时分别题《东坡遗范》和《玉局风流》匾额，还有乾隆御碑亭和东坡洗砚池。

        六月下旬，杭州道潜诗僧以及经山寺长老维林，他们诉述往事，祈祷佛灵。晋陵县令陆元光为其送来懒板（躺椅）。

        七月，病情恶化，一夜高烧，牙龈出血不止，细观病情，似“热毒”，钱世雄为给其治热毒，托人从闽南买回一包专治热毒的药石，但苏轼不信有能治热毒的药。他认为只有靠体内的抵抗力才能排除热毒。因而虽然对钱世雄专门为他寻药表示感谢，还是说“这药还是不吃的好。”并言道：“我这病不能痊愈，过错在天不在我。庄子也说过他只听见过对待‘天’只能宽仁，没有听见过还要治‘天’，所以不吃药了，听天由命吧！”

        七月二十日，朝廷诏命：苏轼以本官致仕，封武功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 (责任编辑：人文常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