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城中双桂坊，旧时是祥瑞之地。宋乾德五年，寓居此处的宋维、宋绛兄弟同举进士。邑令宋蟾在此建“来贤坊”。89年后，宋嘉祐元年，丁宗臣、丁宝臣兄弟又同捷甲科，遂更名为“双桂坊”。明万历二十三年，孙慎行以摘“探花”和其族七世孙孙星衍于乾隆五十二年荣登“榜眼”，又成一门“双桂”之佳话，更使千年沧桑的双桂坊添得祥瑞之气。

　　读江可群所绘《孙氏双桂坊故居》图，其构图造型和蕴含的寓意，可用“方正”两字形容：其屋方正；其主人二孙氏，借用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话：“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孙慎行，明末大儒，字闻斯，号淇澳。史书记载，慎行操行峻洁，明熹宗朝，官拜礼部尚书，亲历了宫中党争和“梃击，红丸，移宫”三大谜案，因不满奸党和阉党专政，遂以病辞官。崇祯帝继位后征召入朝，未入京而卒。孙慎行虽高官尚书，但使他名重的却是他的学术思想。慎行少时嗜学于外祖父唐荆川学说，深研理学，讲学于东林书院，是东林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其学说以“慎独”为宗，他的“戒惧慎独”与“尽心知性”，对孟子思想和《中庸》、《大学》里“慎独”概念，做了进一步诠释。他的天道论、心性论及工夫论，三个层次连成一气，构成了孙慎行“慎独学”的义理结构。 

　　孙慎行的儒学成就对明清思想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慎独论，打开了一个与朱子学、阳明学全然不同的儒学意义空间，是东林学术集大成者。孙慎行思想上承唐荆川，下传清“常州学派”，可谓一脉相承，渐成“经世致用”的理论体系，深刻影响了清代学风的流变。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是现代学者中深入剖析孙慎行思想的第一人，其《宋明理学概述》一书中指出：孙慎行思想把六百年来一直陷入“把一切分成本体与现象作双层看法”的圈套里的宋明理学，再纠正到先秦传统。他的思想体系，告诉了我们宋明理学最后的归宿，而同时却是此后新思想新体系的开端。钱先生以“新思想新体系的开端”和在晚明理学的流变中应占一关键地位的高度来评价孙慎行思想。

　　孙星衍，字伯渊，号渊如，又号芳茂山人。其于经史、诗文、音训、考据、天部、地理、算学、金石、书法、藏书、目录诸学无所不精，是清乾嘉年间，与李兆洛同称之为常州的两位“全才型”学者。少年时即与洪亮吉、黄仲则、赵怀玉以文学齐名，袁枚品评其诗曰：“天下奇才!”与订忘年交。史书记载：星衍殿试榜眼，授编修后，权臣和珅知其名，欲一见，其不愿拜见和珅，被和珅改授为刑部主事。星衍在刑部，为法宽恕，大学士阿桂、尚书胡季堂有疑狱，皆令星衍依古义平议。任山东督粮道，权布政使时，皆有惠政。后引疾回乡，为诂经精舍主讲、钟山书院教长，以培养后学为业。

　　孙星衍作为清代常州诗群和乾嘉经学代表人物之一，其文学和学术活动以1780年入陕西巡抚毕沅幕为界，可分前后两期。前期以诗词创作为主，后期则以经学考据为主。后期的诗词创作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均有明显改变，究其因，大抵受考据学风影响。星衍一生著作颇丰，尤以其积三十年之功著述的《尚书今古文注疏》，为清代古文经学高峰的标志。

　　当我们重新审视慎行、星衍二孙氏为常州文化，乃至中国文化所作出的学术贡献，以及他们为人、为学所表现出来的方正之气，确是值得我们后人所景仰和学习的。这也是可群先生绘图中要表达的“方正”寓意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