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讲起常州的府学，必须提到李栖筠一样；说到常州的书院，就不得不说起杨时。

　　书院，是我国古代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教育的需求总会不断增加。官办的府学、县学之类，不但学额有限，而且相对刻板。更多求学的人需要学习场所，学术的发展也需要相对宽松的环境。这样，非官办的书院便应运而生，其始于唐而盛于宋。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他的《中国通史》中说：“宋朝国势虽弱，然在文化上，不能说是没有进步的。文化既进步，自然觉得有多设学校的必要”，于是书院在宋代便大盛。谁办书院呢？吕先生接着说，“书院之设，大概由有道德学问者所提倡，或为好学者的集合，或为有力者所兴办”，而且往往成为“讲学的中心”。

　　常州书院的发展，大体与中国的书院同步。自唐中期至清末，全国有文献可考的书院达7千余所，常州则有22所。年代最早的是城东书屋，时在北宋崇宁年间（1101年－1106年），创办者为常州本地学者周恭先，主讲也由他亲自担任。周先生以理学闻名，学问渊博，热情儒雅，前来求学者于是越来越多。狭小的书屋人满为患，他便在城西另建一书屋，由其同为学者的胞弟周孚先主讲。其时，周氏兄弟主持的城东、城西书屋，不但在常州地区形成了良好的读书氛围，对周边的影响也日益扩大。聚天下英才而教之，本是为师者最大的心愿。然而“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在积年的教学过程中，周氏兄弟感到自身的学养尚有不足，只有延聘全国一流的名师，才能进一步提升办学水平。于是，他们请来了名闻全国的大儒杨时。

　　杨时（1053年－1135年），南剑州将乐（今属福建）人，因晚年隐居龟山，人称龟山先生。由孔子开创的儒学，到宋代便发展为理学。理学的创始人是周敦颐（1017年－1073年），奠基者则是早年就学于周敦颐，世称“二程”的程颢（1032年－1085年）、程颐（1033年－1107年）兄弟。杨时在24岁就考中进士，仕途之门已经为他打开。然而，当朝廷已授他徐州司法职时，他听说大学问家程颢正在河南许昌讲学，便弃官不就，赶去拜程颢为师。学逢良师，自属人生之幸；教到得意门生，又何尝不是为师者之幸呢？当杨时在程颢门下学成辞归时，老师竟依依不舍地送他到路口。凝望着杨时南归的身影，程颢禁不住欣慰地说：“吾道南矣”。学无止境。杨时在40岁以后，又发现了自己的学问之不足，想再入程门深造。此时程颢已经去世，他就登门去向程颐请教。恰逢程颐“瞑坐”，户外虽正下雪，他仍谦恭地静候。等到程颐开门迎客，积雪已不觉盈尺矣。“程门立雪”的佳话，也因此化为中华语言宝库中的一则成语。有着这样学术背景的杨时，便成为继“二程”之后全国第一流的学问家。

　　那么，大名鼎鼎的杨时，为什么愿意到当时还偏离文化学术中心的常州来呢？宋大观三年（1109年）朝廷开科取士，在高中的300名进士中，常州一地竟超过了六分之一，达到53名之多。常州的读书风气和教育水平，顿时让人刮目相看。毫无疑问，这浓郁的书香，当是杨时愿来常州的重要原因。此外，哪怕再陌生之地，只要有朋友在，亲切感就会油然而生，而常州就有着他心仪的朋友邹浩。邹浩（1060年－1111年），自号道乡居士，宋元丰五年（1082年）进士，不但以精研理学斐声学界，而且以为官清正敢于直言闻名朝野。杨时对其学问和人品，都深为敬重。当他得知邹浩沉疴在身时，曾特地来常去他早科坊的家中探望。当时的邹浩已经“仅存余息，犹眷眷以国事为问，语不及私”。邹浩去世，杨时又亲为撰写祭文。再加上前去诚邀的周恭先、周孚先兄弟，他也深知其性情与学问。这样，此时已58岁的杨时，便欣然接受礼聘来常州的书院执掌教席，时间长达18年之久。

　　杨时在常州的讲学之地不但有城东书屋、城西书屋，还包括后来著名的东林书院。庐山东林寺是佛教“净土”宗的发源地，杨时往游，印象深刻，曾写有《东林道上闲步》一诗，来到当时属常州东乡之地讲学，便以“东林”名之。杨时在常州城乡的讲学，不仅普洒了读书的种子，更提升了常州的文化品格。教育的目的虽说是“学以致圣”，但杨时反对只读书本死抠章句，提倡在学习过程中要特别注重精思力行，努力探究事物的道理，纠正自身和他人的行为。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致知必先于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他又强调，从熟读圣贤书到治国平天下，“皆以诚意为主”，“苟无诚意，虽有其道，不能行”。这些，都对常州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011年苏东坡在常州去世，1111年杨时便来常州讲学。他们先后对常州文化作出的巨大贡献，常州人始终没有忘记，除了单独的纪念地之外，明代还曾有过“二贤祠”，作为同时祭祀苏东坡和杨时的场所。至于最早在常州创办书院并请来杨时的周氏昆仲，去世后也被奉为常州先贤。百姓简称之为“周贤”，“贤”“仙”“线”音近，他们居住过的地方，便由“周贤巷”、“周仙巷”又衍变为“周线巷”并一直延用到今天。已往的岁月就是这样过去，历史有时候也十分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