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是‘八一三’日本进攻上海开始，随着战争形势的日益恶化，工厂组织我们学习救护知识和防空训练，一旦火车站有由上海退下来的伤兵，就让我们去急救包扎，并携带干粮和药品去慰问，还做了随时开赴前线的准备。”这是母亲潘静一生前所著《我的生平》一书中的一段文字。当时，她正在常州民丰纱厂做养成生，半工半读。

　　大约是从1937年9月起，日本的飞机便常来常州轰炸。有一天正午时分，火车站人山人海，到处是难民和从前线退下来的伤兵，东南方向的天空中突然响起飞机的蜂鸣声，城防紧急警报还未拉响时，轰隆隆的炸弹就四处开花，爆炸声震撼整个常州城。

　　正在工厂的母亲一听到爆炸声，就冲出门去，站在空旷处的草丛里，看到一架飞机超低空飞行，机身上带有狗皮膏药样的标志，机头一会儿朝上，一会儿朝下，当机头俯冲下来时，从飞机的腹部便会丢出两个长圆形的炸弹，接着就是轰的一声爆炸声。她仔细地数着，共有6架飞机在空中盘旋，大约炸了一个多小时才缓缓飞走。很多人想要回家看看，尤其是家靠近火车站的。不大一会儿工夫，同学已走了一大半。后来听说火车站被炸死炸伤的有好几百人，还听说常州城楼上就装有高射炮，也没有抵抗，任强盗的飞机狂轰滥炸。

　　此次空袭后的第二天下午，母亲到武进医院（常州一院前身）附近她表姑母家去探望，发现一家人依旧脸色苍白，心有余悸。他们决定次日举家逃往埠头。

　　随着战事的日益吃紧，城里有钱的、无钱的都纷纷逃难走了，整个常州几成一座空城。母亲却一点也不觉得害怕，反而渴望到前线去参加救护工作，为打赢这场战争尽一个弱女子的责任。我外公曾劝她一起到乡下去避难，而那时母亲却还在想着去前线的事。外公拗不过她，只好再三回过头来叮咛：“当心啊，不行就赶紧走！”可惜她没有找到一个可以作伴的同学，没去成前线。局势越来越紧张了，同学们都已走完了，只剩下孤零零的她，常州城里的亲戚也都走光了，厂里也没法呆下去了。房东阿叔对母亲说：“你就跟我们走吧！”他们也是逃往埠头的，表姑母一家就在那里，于是便答应随他们一起走。房东叫了一辆黄包车，将东西都装了上去，人跟在后面走。常州城到埠头要走80多里水路，到了城外码头，登上了一只小船，这时已经半夜了。只听得头顶上不时有飞机的轰隆隆声音响过，由飞机上扔的照明弹，照得河面像白昼一样。第二天上午，船到了埠头。

　　几天后，就开始听到由常州城内传来的消息，日本鬼子已经进城了，在城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仅放火就烧了三天三夜。夜里，人们站在高一点的地方，就能看到常州城的方向火光冲天。乡下的生活虽然比较平静，但由城里传来的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使难民心里犹如揣了一块石头，惴惴不安。又过了几天，传说城里开始安民了，不再杀人了，一些替日本人做事情的汉奸也出来成立起维持会。待局势稍微安定了些，有些人家就开始陆续返回城里去了。

　　母亲是随表姑母一家在第二年才回去的。到了家里一看，原来紧锁的门全开了，家中凡是值钱的东西全被抢光，房间内像垃圾堆一样。表姑母望着这一切，心中不免惶惶然，脸上也不由自主地抽搐着。隔壁人家的刚造好两年，造型别致，装修考究的花园楼房已全烧光了。再想想自家的房子没有被烧掉，还真是不幸之中的大幸，否则回去后连安身的地方也没有了。

　　常州城内最热闹的两条街全变成了废墟，倒塌的房屋，满地的瓦砾，一派劫后余生的惨状，一些店家在烧去房舍的门口搭上席棚做些生意，除去食摊外，其生意之清淡就可想而知了。后来，母亲又断断续续听别人说，她过去一个小学同学的全家被日本兵杀光了，原因是他的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军官的父亲写信回来说，你们现在不要急于逃走，国军正在组织抵抗，目前还有一段时间的对抗。但不过3天日本兵就进城里了，到处搜查见人就抓，抓到人后就拉到公共体育场去枪杀，多少无辜百姓就这样被残酷杀害了。据说日本兵去他家里时，他们家仍有十几个人，竟没有一人出逃，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到十几岁的儿童，妇孺大小统统被一根绳子穿起来，拉到旷野处惨遭枪杀。

　　还听说一位老婆婆在日本鬼子用机关枪扫射完后，幸免一死，硬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没有吃也没有房子住，只好被鬼子强行驱赶，洗衣烧饭，苟延残喘，勉强活了下来。而常州城里一位很有名的儿科医生的妻子，在鬼子进城时未来得及逃走，竟被抓住轮奸后扔到河里淹死了。

　　母亲在工厂里的一个同学的婆婆，为了照顾年迈的太婆，未能逃走，对她的家人说：“你们快逃吧，反正你父亲不在了，我守着婆婆看家，我们都年龄大了，又是妇道人家，看他们能怎么样！”当时情况十分急迫，太婆又跑不动，一起走又会连累大家，容不得争执，只好这样定了。可万万没想到，待他们回来后看到太婆已死在一边，她的婆婆被鬼子强奸后连人也被劈成两半，其情状令人惨不忍睹。

　　大逃亡后的生活保持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宁静。沦陷区的人民在生活上心灵上承受着更大程度的痛苦，默默地隐忍着，也悄悄地等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