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宁寺内张作楠设计制作的日晷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三月十七日 ，阳湖县（今常州武进东部地区）来了一位新知县。此人一身布衣，不坐轿，不骑马，无妻儿相随，也无僮仆婢女跟从，只有石匠、刀刻工紧随其后。这位毫不起眼的四十九岁穷书生，竟是新任县官张作楠。

      他到阳湖，立即访察民情，查看仓廪、验对账目。经过走访，他了解到这里的百姓与地方官员隔膜很深，在征粮征税中，官民对立冲突的情况时有发生，官逼民反状况在这里也时有出现。百姓被逼无奈，对前来强征赋税的官员，怒不可遏，折其秤，破其斗，冲进官衙，吓得官吏瑟瑟发抖。在这样的情态下，做民难，做官亦难。

      作楠出身寒门，深知民情，亦解民意，同情普通百姓。他到任后便首先亲自访问贫苦人家，有时将自己有限的薪俸也拿出来，解救特困百姓的燃眉之急。他用自身行动在百姓中树起了亲民形象。

      他到阳湖，首先从社会乱象中找出主要矛盾。当时最大的问题是赋税问题。阳湖向来有公田私田之分。有些当地有势力的，公田占得多，在册上报的少，当地士民百姓都知道。作楠了解情况后，毅然决定从源头上开始清理。他精通算术，能将西方算术与传统九章算术对应互证。他按勾股定理制成丈量弓尺，将所有公田私田重新丈量。同事笑他迂腐：比你大的官都想做而没做成的事，靠你一个芝麻绿豆官能奈他何？然而作楠其心已决，其志难夺，一以贯之，果然收到了很大的成效。分清公田私田，有权势的乡绅恶霸退出所占公田，减除平民赋税，解决了多少年来想解决而没能解决的问题。这一举动震动全县。大家对这位外来知县敬重有加。

      作楠到任后，在工作作风上下功夫。他不因成陈袭旧，而是深入调查，亲自办案。他不凭靠胥吏之言，不妄听里正之说。阳湖官场惯例，皆由下面差役去办，对差役偏听轻信。因此错案、冤案不断，有的搁置很久，积案成堆。作楠来后，体恤百姓之苦，日夜抓紧审阅案卷，迅速复查，他对株连无辜者，悉尽释放，对长期是非难分、黑白莫辨的积案予以消弭。他不收百姓一分好处费，不受士绅一笔贿赂。并对下属如有不轨，必定严查不贷。

      作楠非但不敛百姓钱财，反而把自己的薪俸贴给寒士和贫病人家。常州名士赵怀玉说他：“邑侯张君（作楠）莅临阳湖，期年而政成。本来许多沉积的问题，越来越少，犯事的人也越来越收敛。夏则民多染疾，疗之必勤；冬则民多被火，救之必力。”（见《揣蘥小录序》）由于张作楠为官清廉，又精于办事，一年后，便委以兼署常州府督粮通判。足见他的廉洁治理作风已深得常州府的信任。

      张作楠不仅是造福一方的廉吏，更是潜心治学的儒吏。来阳湖之前，他曾在浙江处州（今丽水）任职。说来也怪，他中举后，为候缺待补，等了15年，也就是中了进士4年多，才以举人资格补授处州府教授。他三次考举人用了7年时间，考进士4次，又用了10年才中榜。在处州主管教育工作期间，他积极引入西方教育课程，尤其是数学。坚持算术并扩至天文研究，是他在处州府任职期间最专注的事。当时他已经为地方制作过日晷。到阳湖一年多来，为了治政、治学，他没有花时间去拜访官绅名士，不参与应酬活动。他在工作之余，研究天文历算，编书刻印，《揣蘥小录》便是在阳湖编成刻印的。

      嘉庆二十五年，他在辖区的天宁寺内亲自主持，运用有关天文历算原理，吸取明代末年传入中国的欧洲日晷优点，按常州地处的纬度设计制作了立式和臥式两具日晷。据专家考证，目前我国现存的古代日晷中，采取这样的形制，是绝无仅有的，为现代科学和民族传统的有机结合，因而已被收入《中国古代天文仪器图录》之中。这两具被放在大雄宝殿前的日晷，分别有表示时刻的线和表示节气的线。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季节的改变，日晷上的铁针的投影随之改变，人们可轻易地从上面的刻纹得知时处的季节和在一天中的时刻。

      他在任时，儿子想随他谋职，他不答应，他父亲见孙子想不通就劝导孙子：“尔辈素无学问，一入官署，必渐变为纨绔，吾不忍陷之为弃物。”作楠对子女要求既现实，也很严格。他的长子务农，次子做裁缝，三儿子做木工。有人问他，“为什么没有”读书做官的？他回答说：“世俗读书尚科名，一入仕途，此心不可问矣。”

      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张作楠做了众多于百姓于地方有利的事，革除了许多长期以来的积弊，使官员的形象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他留给阳湖县百姓的印象是高大而美好的。后因江苏太仓急需便改任太仓知州。在他调离阳湖县那天，许多百姓和士人前来相送。士人杨新甲制《毘陵新乐府八首为邑侯张丹邨明府作》，以送其行。其中有首《周道谣》写道：“毘陵分县岁已久，官去官来谁置口。惟公涖任未二年，尸祝偏教遍童叟。不知鲁卓及龚黄，未识铜章与青绶。但道使君是好官，其召父耶抑杜母。君不闻，纷纷道路口碑传，吴侬竞说张青天。”

      百姓称他为张青天，士人称他为儒官。在我心目中，他就是张衡式的学者和廉吏。他的治政管理在江苏得到了充分发挥。由阳湖知县到太仓知州再到徐州知府，一处一番政绩，一步一个脚印。旋即主动辞官返乡。对他在江苏的行迹和评价，《清史稿》《清史案》《娄东荒政》《太仓州志·水利》《太仓州志》《阳湖武进志》《常州天宁寺志》里都有记载，然文字极少。《清史稿》评他“调阳湖治事廉平人称儒吏。”倒是《揣籥小录》和杨新甲的《毘陵新乐府八首为邑侯张丹邨明府作》里记述的稍多一些。

      斯人已去远，廉风应长存。在封建社会，读书人只知学而优则仕，一旦做官了，便忘记初衷，学起官场作风，孔孟的教导早就丢到九霄云外。而张作楠却奉行官为民则优。他是真正领会儒学民为本的真谛的。张作楠留给我们的启示很多。首先，为官不忘清贫人，一生乐于守廉洁。他的父亲经常告诫他：“慎勿厌清贫”“慎勿忘十年作穷秀才也”。他牢记父亲在他福阳湖上任是送给他的一副楹联：“愿汝为良吏，勿愿汝为能吏；使民不敢欺，盍使民不忍欺。”他要使自己成为良吏、对民有爱心，而不是依仗权力作威作福。其次，结交益友，互勉做良吏。在他赴阳湖任职时，他结交了好友俞德渊。俞当时任荆溪（今宜兴）知县，他为官清廉，刚正不阿。二人相约听从父母嘱咐，要做良吏。

       张作楠在常州做官已成历史往事，斯人去已远，然而，官场的贪污在清朝之后时长时消，未曾断根。改革开放之后，又猛然抬头。我们还要以史为鉴，以民为本，清除贪腐，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的新官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