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屠炉明博士的《常州学派研究》是一部定性精准、析理深入的研究清代经学史的力作，受到思想史界的高度关注。

　　还在同治年间（1862～1874），乘汉学相对衰微之际，宋学借湘军镇压太平天国之威，大有中兴之势。谁知，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泱泱之大清落得个割地赔款的惨局之后，广东“野狐”康有为，公然发挥春秋公羊学“以《春秋》当新王，王鲁黜杞，以夏殷周为三统”，和孔子以《春秋》立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的“非常可怪之辞”，炮制《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推动社会改良运动，从而在思想界引发了一场飓风。1904年，章太炎注意在乃师谭献1862年己巳年日记中将庄存与以下常州学者统称为“常州学派”的提法，在追寻康氏学术渊源时，以“常州今文之学”给从庄氏到康氏的学派派别判定其性。其后，有以地域称谓者，有以学统称谓者。作为《常州清代文化研究丛书》一种的《常州学派研究》一书，虽然认为常州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庄家大族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其后的传统和发展过程中，远远超出了地域的界限，故而认定：清代中叶以后兴起的常州学派是以《春秋公羊》学为中心、且以经世为目的的学术派别。

　　粗略观之，本书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其一，严格界定常州学派的学术及思想属性。一个学派之成立，必须有相同的研究对象和相近的学术旨趣。在庄存与初发《公羊》微言大义之时，阮元就注意到其学在“名物训诂”之外。所以作者认为：常州之学，乃起于庄氏，且“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而能“经世致用”者，才可归入此学派。而同是常州一地的，像张惠言、洪亮言、孙星衍、赵翼、李兆洛等著名学者，由于治学旨趣不同，不必归入常州学派中来。作者这样做，丝毫没有贬低他们的学术成就，相反，在本书中，作者还对他们的学术成就作了一一评介。他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梳理一个学术派别的学术属性，同时还在于让人更深入地注意到一个学派的命运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的需要所改变、所决定、所摒弃的。

　　其二，将常州学派的发展清晰地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创始期。庄存与研究《春秋》，主《公羊》董子，倡“微言大义”，从而立下了本学派的研究对象与旨趣，但他也略采左氏、谷梁。而到了刘逢禄时，严守今文家法，“墨守公羊”,排斥《左传》和《谷梁传》。第二个时期为扩展期，主要代表人物有龚自珍、魏源等。两人皆从刘逢禄受《春秋公羊》，是常州学术的传承者。因社会矛盾的加剧，使他们深感学术研究既不能陷进空谈性命的理学泥坑，更不能投进考据学的藩篱，而是倡导“经世致用”。魏源作《书古微》十二卷、《诗古微》二十卷等，把一切经学都由东汉上推到西汉，以西汉今文学来压倒东汉古文学，而且极端排斥古文学说，于是经今古文学之壁垒确立。第三个时期为显学期。《春秋公羊》学在晚清骤为显学，这一时期朝野上下以竞谈《公羊》为时尚。最著名的是康有为效法董仲舒欲为帝师，借经义作为变法的理论依据。但从学术上说，也由于过于重视微言大义，刻意求深，以至于有郢书燕说之弊。这在早期庄、刘著作中已见端倪，至康有为立说更为精悍，有推倒一世之概，武断曲说之处也不在少数。《公羊》学从极盛到衰落，也是历史的必然。

　　其三，本书采用了追索内在学术理路与相关的社会背景交叉研究的治学方法，努力揭示出常州学派集微言大义学术、启蒙思想、近代民主政治三者相统一的学派本质。在西汉武帝之时，经过黄老之学消除了秦始皇推行的法家帝王独专之学影响之后，由董仲舒借助“春秋公羊学”，以“微言大义”的治学传统，建立了以天之仁以正人君之心，以人君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的王道大一统的思想体系，从而为两千年郡县君主专制政权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谁能想到：春秋公羊学到了晚清，经庄刘、龚魏、康梁之手下，逐步演变成瓦解这一制度的思想利器。这里的关键在于它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性质所决定。常州学派的转折在龚魏时期。处于衰世的龚自珍清醒地认识到：“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而魏源作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则大谈乾嘉诸公，“或为宋学非汉学，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因而决心走经世致用之路。这一学风深深影响了康梁。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