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我并不知道瞿秋白。直到听了老师所讲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才开始慢慢注意。和大多数人一样，对于秋白，都是初识于《新俄国游记》，相熟于《赤都心史》，哀叹于《多余的话》。有人说，瞿秋白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是的，他说得没错。也有人说，他是个“叛徒”，似乎也有一定“道理”。可四年后，再次翻开《瞿秋白传》时，我看到了他另一种身份。

      在寒风凛冽的莫斯科，一串坚定的脚印留在了白雪皑皑的红场上。面对一个新兴的红色国家，有一个中国人正用他一双黑色的眼睛在寻找出路。是为自己的，为国家的，更是为民族的。谁也不知道当年从青果巷走出的落魄少年是何种心情。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执教经历让他凤凰涅槃，重获“自己”。与革命导师列宁的会面，是北国冬日里最温暖的事了。在一年多的日子里，他的《饿乡纪程》让国人了解了十月革命的真相，《赤都心史》则记录了那个时代一个先进的中国人在赤都的思想演变过程。每次看到台下学生渴望的眼神，身为人师的秋白又有怎样的感触呢？于是，在陈独秀的邀请下，他回国了。

     在激情燃烧的武汉，作为党的总负责人，瞿秋白完成了由“文人”向“革命者”的蜕变。无论是在上海大学担任教务长，还是参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的起草，秋白奔波在中国两个红色风暴的中心上海与广州之间。在国父孙中山的号召下，他看到了国共两党共同的一条路。一开始是虔诚的，是坚定的，可走着走着，就变了味。最后除了悲痛，便剩下了力量。同行人有的停下了，但更多的倒下了。面对敌人的屠刀和杀戮，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另一条路。从南昌起义的第一枪到八七会议的召开，是一条全新的路。没有参照物，没有引路人，只有勇气和信念。如果一条路只有一个方向，走下去其实并不难。可当命运遇到了十字路口，向左或向右就让人犹豫不决。在狱中，秋白将这一时期写在看似“多余”的《多余的话》里。文中这样写道：“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没有什么别的辨法。”一些人觉得，瞿秋白担任党的领袖是不称职的。他又写道：“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情形实在懒得问。”如今再看，不仅是对自己的深刻反省，还给我们一个真实的瞿秋白。在血雨腥风的1927年，他独立思索，苦苦寻找着。在他人眼中，位置象征着权力。但在秋白心里，是责任，是使命。古话常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武松上景阳冈是喝了十八碗“三碗不过岗”，但秋白则是比任何时候都清醒。在中国革命陷入低潮时，如何将一个即将瓦解的党重新团结起来，如何避免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他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几乎是睡不着的。羸弱的身子，加上无尽的烟头，他在坚强中焦虑，也在焦虑中坚强。

      在白色恐怖弥漫的上海，秋白于大先生家中避难。尽管此时肺疾又生，仍坚持一个文人该做的事。从《铁流》的翻译，再到《王道诗话》、《中国文和中国人》等的创作，是留给世人的，也是给自己看的。与大先生彻夜长谈，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惬意”的时光。他们从政治谈到文艺，从理论谈到实际，从日本谈到莫斯科……即使在口诛笔伐、党同伐异的文坛乱局中，他像一名勇敢无畏的战士，以笔墨为刀枪，用文章当旌旗，带领着新生的“左联”作家发起了最猛烈的反击。

      在红色革命摇篮的长汀，他走完了一生中最后的一段路。灰暗阴冷的牢狱里，秋白出奇的平静，平静得让敌人感到恐惧。每天除了写信留给之华、留给独伊，便是要最新的报纸。当滚滚铁流已经汇聚在中国的西南角，他是激动的。无数热血青年走在一条充满希望和理想的路上，仿佛年少时的自己独自前往赤都一般。没有一同去，虽有遗憾，却不后悔。因为看到了一条光明的路，是他竭尽毕生所追寻的。

      几年前，看过一部关于他的电影，叫《秋之白华》。尽管讲述的是瞿秋白和杨之华的爱情，可最令人动容的，却是就义前先生从监狱走到刑场的那一段路。两旁敌兵寒意逼人，仍掩盖不了其冲天的英气。朝阳升起，万丈光芒将先生脚下的路照得通亮，他手夹香烟，从容镇定，缓缓而行……

     记得鲁迅在《呐喊·故乡》中曾说过这样的话：“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是的，在那个黑暗混沌的中华大地上，鲁迅之于国人的，是希望、是方向。而秋白，则是第一个敢于开拓新路的人。大多数人害怕，是不知道前方是新大陆还是荆棘。且他们往往先想的是后者，所以还没有迈步就退却了。而秋白凭无畏之勇气，以一文人之躯闯出一条条路来，可以谓之不朽，亦不可不谓之不朽。

      今年，是梁衡《觅渡，觅渡，渡何处》一文发表20周年，也是秋白同志就义81周年。20年前，梁衡发出了“觅渡，觅渡，渡何处”的疑问。不知梁老是否已经得到了解答，也许1922年的秋白就已经给出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