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已知史料，要证明淹君是秦始皇的祖先，完全不难。

     可分三层论证。

     先说淹城。淹城，是我国东南地区商周时期的重要城堡遗址。文献记载，最早为东汉《越绝书》。该书记载：“毗陵，故为延陵，吴季子所居。毗陵县南城，故古淹君地也。东南大冢，淹君子女冢也。去县十八里。吴所葬。”

     淹城，即古老而遥远的“淹君地”。王国维先生的《古史新证》说，鲁地有淹中，亦作弇中，淹与弇，即奄也。周公东征，灭奄国，将封在鲁地的长子伯禽，改封到奄，奄就不再叫奄，叫鲁了。

     今本《书序》云：“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奄和蒲姑，当皆淮夷分族，所以灭奄后，成王迁其君于蒲姑。《尚书大传》云：“奄君蒲姑谓禄父曰……”郑玄注云：“蒲姑齐地，非奄君也。”“蒲姑之地，也许因奄君迁此而名。”这些解释，正好是为说明“鲁国所封的，是徐、奄的故墟；齐国所封的，是奄的同族蒲姑的故墟。”也就是说，鲁国实兼徐、奄之地。

     因此，淹城被称“淹君地”、首领被称“淹君”，并非新名词，而是承袭了山东曲阜奄国的“淹中”、“奄君”的旧称谓。

     再说顾颉刚论“奄”南迁常州。顾先生专门写了《奄和蒲姑的南迁》。他根据史料，说奄君原是商代诸侯，武庚反周，奄主动参加，周公东征，奄是最大敌国，平奄是东征的结束。很多奄人被杀，奄国宫殿被毁，连墙基都挖光，成了池塘，叫犁庭扫穴，周朝廷对奄国恨之入骨，战争残酷、激烈。灭了奄国，奄都成了鲁都。这里原是少皞的故宫。少皞氏是东夷族最早的领袖，是奄地的旧主人或宗神。今曲阜县城东二里有“奄里”，云故奄国。奄灭国后，奄民迸散迁移，南逃的一支被赶过长江，到了常州重整旗鼓，构筑淹城，自力更生，自强不息；一部分留在原地，成为奴隶。

     顾先生感慨前人读书，很不注意民族的递嬗迁流，而有心人则明白看出鲁之奄里，即缘奄的旧都而来，古代史的钩沉，是必不可忽略的工作。顾先生庆幸《越绝书》留下“淹”和“蒲姑”字样，使我们知道“周公以师逐之，至于江南”的这两个反周的东方大国南移的终点。

     顾先生判断，奄和蒲姑的最后归宿，或者吴迁来长江下游时，这两国已亡、已衰；或者必在春秋中叶以前为宜、吴所灭。

     顾颉刚先生的论证，把常州淹城与鲁地奄国的密切血亲氏族关系，敲钉转脚、牢不可脱地固定起来。从嬴秦始祖女修，传到嬴政，已经1800年。于是，我们可以说：淹城的淹君，是秦始皇之前800年时的祖先。顾颉刚先生研究嬴秦始源，只是少写了这么一句话。

     其实，这一结论，千真万确。秦始皇嬴政的最早祖先，史学界主流意见，原以为“秦人雄起西方”，是“戎族”。错了！秦人的祖居地不在西方，而在东方，在泰山脚下，在莱芜、曲阜这一带，同为嬴姓族裔。

     从上世纪30年代起，傅斯年、钱穆等学者提出，“嬴姓东夷在商人旗帜下入于西戎”；“秦之先世本在东方，为殷诸侯，及中潏始西迁”。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竹简《系年》，证明奄是嬴姓大国。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苏秦谓燕王章”，也有“秦出自商奄”，正与《系年》所记吻合。

     李学勤先生在首届中国（莱芜）嬴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把秦始皇的嬴秦家族，同“商奄”的血亲关系，作了简明的介绍。参阅《墨子》、《韩非子》、《孟子》、《秦本记》，联系《系年》竹简，李先生说，嬴秦族一位首领飞廉反周失败，逃到商奄，最后牺牲。从山东到苏北，嬴姓国族，都是反周的。这充分说明他们在“三监之乱”中，国族相同，利益和目标一致，密切配合战斗，同归失败。

     奄是东方大国，商王朝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商王南庚、阳甲，在奄建都。后来，盘庚迁都到河南安阳（殷）。故奄又称“商奄”。都于“少皞之虚”（曲阜），作为神圣的根据地。他们反周，飞廉肯定起鼓动促进作用。“商奄之民”惨败，被周人逼迫西迁、南逃。但在《系年》发现之前，没有人晓得。李先生强调，“商奄之民”正是秦的先人，“这真是令人惊异的事”！李先生直呼“秦国先人‘商奄之民’”，认为他们的悲惨遭遇，“无疑也和飞廉一家有关”。无论西迁，还是南遁，“商奄之民”都是嬴秦先人。毫无疑义，淹君是秦始皇的祖先。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