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5年发现，作为国内外考古界确定的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商未周初古城遗址，淹城像盛满历史记忆的老酒，常州人闻香而不知其味，尤其将其武断地冠以“春秋”，横遭强奸。比较无锡在无中生有基础上对泰伯文化的挖掘和拓展，国内外学者看到“ 淹城”被“春秋”，封杀了这一巨大历史隗宝的探索空间，无不扼腕叹息，都认为是证明常州缺乏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的败笔，这次思想解放讨论，能否向无锡学习，讨论一下尊重历史，把 淹城的“春秋”拿掉，改为“商周淹城”，或“淹城”？

     被“春秋“奸污的淹城，有什么根据？而“商周淹城”却证据确凿。权威的《淹城—1958～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说：常州武进的淹城，是我国东南地区商周时期的重要城堡遗址。东汉《越绝书》吴地传第三记曰：“毗陵，故为延陵，吴季子所居。毗陵县南城，故古淹君地也。东南大冢，淹君子女冢也。” 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古史新证》说，鲁地有淹中，亦作弇中，淹与弇，即奄也。周公东征，灭奄国，将封在鲁地的长子伯禽，改封到奄，奄就不再叫奄，叫鲁了。淹城被称“淹君地”、首领被称“淹君”，并非新名词，而是承袭了山东曲阜奄国的“淹中”“奄君”的旧称谓。古史辨学派创始人顾颉刚庆幸《越绝书》留下“淹”和“蒲姑”字样，明确了“周公以师逐之，至于江南”的这两个反周的东方大国南移的终点，专门写了《奄和蒲姑的南迁》，认为奄君原是商代诸侯，武庚反周，奄主动参加，周公东征，奄是最大敌国，平奄是东征的结束。很多奄人被杀，奄国宫殿被毁，连墙基都挖光，成了池塘。周朝廷对奄国恨之入骨，灭了奄国，奄都成了鲁都。今曲阜县城东二里有“奄里”，云故奄国。奄灭国后，奄民迸散迁移，南逃的一支被赶过长江，到了常州重整旗鼓，构筑淹城，自立更生，自强不息；一部分留在原地，成为奴隶。顾颉刚判断，奄和蒲姑的最后归宿，或者吴迁来长江下游时，这两国已亡、已衰；或者必在春秋中叶以前为宜、吴所灭。顾的论证把常州淹城与鲁地奄国的密切血亲氏族关系，敲钉转脚、牢不可脱地固定起来。

     无锡牢牢抓住泰伯为吴姓始祖事实，将无锡打造成吴文化发源地，而“春秋淹城”论者却有意忘记了“奄君”姓“嬴“。关于秦始皇嬴政的祖先，史学界主流意见原以为“秦人雄起西方”，是“戎族”。但近年来学术界“秦出自商奄”的声音越来越响，颠覆着传统认知。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苏秦谓燕王章”，有“秦出自商奄”；近年来历史研究新宠、清华大学收藏的战国竹简（“清华简”）《系年》证明奄是嬴姓大国，与马王堆汉墓帛书所记吻合。其实二十世纪30年代起，傅斯年、钱穆等学者就提出：“嬴姓东夷在商人旗帜下入于西戎”；“秦之先世本在东方，为殷诸侯，及中潏始西迁”。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参阅《墨子》《韩非子》《孟子》《秦本记》，联系《系年》竹简，在首届中国（莱芜）嬴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演讲，把秦始皇的嬴秦家族同“商奄”的血亲关系作了简明介绍，说：嬴秦族一位首领飞廉反周失败，逃到商奄，最后牺牲。奄是东方大国，商王朝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商王南庚、阳甲，在奄建都。后来，盘庚迁都到河南安阳（殷），故奄又称“商奄”，都于“少皞之虚”（曲阜），作为神圣的根据地。他们反周，飞廉肯定起鼓动促进作用。“商奄之民”惨败，被周人逼迫西迁、南逃。认为：“商奄之民”正是秦的先人，无论西迁，还是南遁，“商奄之民”都是嬴秦先人。秦人的祖居地不在西方，而在东方，在泰山脚下，在莱芜、曲阜这一带，同为嬴姓族裔。毫无疑义，奄君是秦人祖先，秦始皇东巡登城湾（秦皇）山俯瞰太湖，有祭祀祖先的含义。

    现在看来，奄城是中国第一次客家大迁徙的重要产物和确凿见证。奄国被周公灭亡后，史载奄人主力南逃至江南，散布江浙闽粤，甚至东南亚，其中心是江苏常州奄城；有的西迁西北，以山西太谷县奄谷为中心，促进嬴秦西部崛起；有的北绕渤海湾迁至辽宁盖（奄国又称盖国）州、盖平，而入盖马大山，到达朝鲜半岛，甚至渡海到达日本，推动了东北亚文明进化；还有的经商贩卖，变成“商人“。奄人第一代客家不仅是常州历史的创始人，而且很多成为区域甚至国家文明的开拓者，我们对其认识还极其肤浅。

     假如奄城在无锡，毫无疑问是远重于泰伯的镇城之宝，而奄城在常州是常州的万幸和奄人的不幸，“春秋淹城”论者犯了远比北大“鸿鹄“严重的错误，自我贬低，把奄城这一商周历史独一无二的巨大隗宝奸污成了小石头。现在开展思想解放讨论，可能是还淹城本来面目，开创奄城文化研究的重大机遇，当然也可能是顽固不化，继续常州“鸿鹄“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