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元者，明清科举会试的第一名。会试由礼部主持，考官是在不知道考生任何信息的情况下阅卷，完全根据文章的高下来判定名次。可以说会试比殿试具有更大的公平性。已经成会元者不一定能摘取状元桂冠，但已是莫大的荣誉，亦显示出作者文章水平之高。

      明代嘉靖八年，年纪轻轻的唐荆川只有二十三岁，一举夺得会元的头衔。经过殿试，他没有留在翰林院，而是成为兵部主事，但是文章的名声已经震动天下。

      据说他的座师张璁，因为自己出道晚，有意选取老成宿儒为第一名。看了唐荆川的卷子，他把荆川录取为会元。等到见了唐荆川，很是感到惊讶，他绝对没有想到荆川是一个少年人。

      青果巷里的会元坊，当然是为庆祝与纪念唐荆川成为会元而建造。但是后来牌坊不见，仅仅留下一根柱子。这根残柱，历经几百年的风吹雨打，依然顽强挺立，仿佛唐荆川的文学光芒永远闪烁在历史的天空。

      经过整修的青果巷文化街区，会元坊以崭新的姿态重又挺立在街巷之中。向东观望雕梁画栋的牌坊，横梁上“诗书弦诵”四字，上面是两层飞檐，中间竖着刻了“会元”二字。如果走到牌坊另一侧向西凝视，横梁上则是“文继欧曾”四字。

      这个新修的会元坊，或许有人会说它是假古董。其实古迹也不能完全以“真假”来划分。历史的建筑修了毁、毁了修的例子屡见不鲜，大名鼎鼎的岳阳楼不是重修的吗？而且还因此留下范仲淹的名篇、名句千古传诵。

      如果说新修的会元坊显得完整、庄严与雄伟，那么它附近的残柱则显得实在、厚重与挺拔。新旧俱在，可谓相得益彰吧！

      人们对荆川先生的认知，往往更多倾向他是战功显赫的武将，是抗倭的民族英雄。荆川公园挺立着高大的唐荆川雕像，很易使人过目不忘。唐荆川确实是难得的文武全才，诗书文章与上马杀敌皆是能手。即使在《明史》关于他的传记，也是主要记述他抗倭的事迹。但我更注重于把他看作一个文人。从历史角度看，他的文章光芒，远远超过了他的武功。从青果巷角度看，由明至清，巷中走出的文人，首屈一指的无疑是唐荆川。

      牌坊上“文继欧曾”四个字，可以说恰如其分。欧阳修与曾巩，是唐宋八大家之中的二人；而“唐宋八大家”之说，首创于荆川先生。后人论文人唐荆川，他是散文名家，与王慎中、归有光齐名。唐荆川的同乡后辈郑鄤说，先生“手评文编，上下欧曾，可与觌面”。郑鄤认为唐荆川选定的《文编》可以传世，他的文学创作成就，与欧阳修、曾巩是不相上下的。

      作为文人，唐荆川还有一个贡献被人遗忘了。这是因为清末废科举之后八股文的名声败落，被看作是束缚古代文人思想的枷锁。其实这是片面的认识。到了现代，学界重又开始科学合理地分析八股文的利弊。所以唐荆川是明代的八股文大家这一角色，我们也应该知道。

      八股文最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唐宋，但是却定型于明代成化年间。苏州人王鏊被称为八股文的鼻祖。

      郑鄤在评论明代的八股文大家的《明文稿汇选四十二首》中写，“举业祖守溪，唐之于王嫡子也”。又说，“先生之古文词从八大家出，先生之时文从古文出”。

      现代学者龔笃清说得更清楚明白了，“唐顺之的八股文师宗王鏊而又自成一格”，“是以古文为时文的首创者”。

      如果去青果巷瞻仰会元坊，白天和晚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白天，我主要感受到它的庄严与肃穆。夜晚由于灯光照射，更能感受到它的光芒。是的，在历史的长河中，荆川先生的文学光芒是永存的。青果巷的会元坊就是一个见证。文/郑燮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