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之初，我对高晓声知之甚少。１９７９年他获得平反重返文坛，井喷似的大量发表农村题材的作品，佳作连连。特别在他以经典作品１９７９年的《李顺大造屋》和１９８０年的《陈焕生上城》，连续两届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我就已经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了。接着，他从１９７９年起，每年出一本短篇小说集，连出５年，书名居然就叫《高晓声１９××年短篇小说集》，本本精彩，篇篇耐读。这时，我更差不多把他当成“神”了。

　　那时，我在高邮工作，没有机会一睹高晓声的真容。１９８４年秋，我调省委宣传部文艺处（这是我一辈子最满意的工作），自幼爱好文学的我，从此有了与众多文学名流接触的机会，这中间自然包括高晓声。未见高晓声本人之前，读着他那些写当代农民生活的作品，我常常想，他怎么这样透彻了解农民的真实生活状况、怎么这样洞察农民性格心理的冲突和精神气质特征呢？说他是当代赵树理当然可以，但我总觉得，同样是写农民，高晓声的作品中的农民在本质的真实这一点上其实高过赵树理。作为直接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指引下开始创作的赵树理，他在写农民时会有意无意地写得“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这样，他的作品就会和那个时代的许多作品一样，在5个“更”的要求下，无可避免地弱化乃至少了现实生活的“真”。高晓声不同，他是用他那支传神的笔，完全不加掩饰地白描般地把当代农民的真实生活写入他的作品之中，这才令人信服，令人感动，甚至令人吃惊！

　　赵树理享誉文坛久矣，我曾不止一次在报刊上见过他的照片。汪曾祺在《赵树理同志二三事》中这样描述：“身高而瘦，面长鼻直，额头很高。眉细而微弯，眼狭长，与人相对，特别是倾听别人说话时，眼角常若含笑。”调南京工作之前，我无端地想象高晓声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子。及至第一次在一次文学活动中见到高晓声，十分意外：一个瘦小的老头，除了两只很有神的眼睛，其相貌和衣着都太平常了，他就是一个活脱脱的苏南乡下老农民。他说着一口不乏幽默、但却是许多人乍听都不知所云的苏南话，常常是他叽里哇拉说过一阵后，听众脸上皆呈茫然表情，经与他一道坐在台上的陆文夫“翻译”后，大家这才笑出声来……

　　以后，随着与高晓声的接触增加，我与他交谈的机会也多了起来。他是一个聪明人，更是一个有心人，当他知道我与汪曾祺同乡，而且跟踪研究汪曾祺，见到我便会有意把话题往这上面引，印象深的有两次——

　　一次，高晓声忽然不无得意地对我说：“我对宣传汪曾祺也有贡献呢。”原来，汪曾祺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名气，远不像后来那样誉满文坛，声名播远。１９８０年５月，他以新的理解、新的视角把最初写于解放前夕的《异秉》重写一遍后，一时竟不知把稿件往哪儿寄。是林斤澜作主寄给时任《雨花》主编的叶至诚，林与叶是相交多年的好朋友。但叶至诚是个很讲民主的人，《异秉》最初在编辑部传阅时不被看好，有人甚至说：“如果发表这样的小说，好像我们没有小说可发了。”叶至诚没辙了。经过一番波折后，《异秉》得以发稿。高晓声特地写了“编者附语”，强调指出：“发表这篇小说，对于扩展我们的视野，开拓我们的思路，了解文学的传统，都是有意义的。”汪曾祺看了这言简意深的“编者附语”后，大有幸遇知音之感，他评价说：“懂行！”

　　还有一次，已记不清是在什么场合了，是一批作家在一起议论汪曾祺那些写美食的文章。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好。高晓声当时没有说什么，但他事后说的一句话却让我难忘。他说：“汪曾祺写的那些谈美食的文章真好，我们写不出来。他小时候过的什么日子？我们小时候过的是什么日子？”

　　高晓声１９９９年７月６日因病在无锡去世，其时我正参加江苏省作协的一个代表团在欧洲访问。那天在回国的飞机上偶然从空姐散发的一份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心中惋惜不已。记得上班后我曾随部领导去无锡处理高晓声的后事，一切谈妥后，部领导征询高晓声的儿子和一个年轻女子的意见：“你们子女还有什么意见吗？”那女的正色纠正说：“我是他（指高晓声）的朋友，不是子女。”部领导有点窘，赶忙打了招呼。这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事后也想得很多。有关高晓声的情感新闻，在他去世后说法很多，我不但反感以猎奇的心理对此进行炒作，还认为，发生在高晓声身上的这些感情纠葛，绝不等同于时下娱乐圈里屡见不鲜的绯闻。只要简单地回顾一下高晓声长期在“左”的政策折磨下所走过的包括婚姻情感生活在内的艰难之路，就不难理解他对美好情感生活的渴求与向往。他被打入另册长达２０年后终获平反，这自然好事，可是，已随风而逝的２０年的青春，却无论如何不会因平反再重新回来的了。我们可以要求成名后的高晓声把个人的婚姻生活尽可能处理得更妥当一些，但不应苛求与常人一样有七情六欲的高晓声为圣贤，他是人，不是神。在我的故乡，流传着这样一首耐人寻味的民歌：“五句半子真好听，如来伸手捏观音。如来捏住观音手，满堂菩萨笑吟吟，佛老爷也有这种心。”此民歌似有助于我们对高晓声的理解与认识。对那些与高晓声有过感情联系的女性，我视她们为真正的高晓声的“铁杆粉丝”，与其说她们爱上了高晓声本人，还不如说她们其实是为高晓声的作品所倾倒；而且，这似乎正可从一个特殊更特别的角度，证明高晓声的作品价值。如果我的这些想法多少还有点道理的话，我们就再也不能炒作高晓声的情感新闻，因为，这既是对高晓声的不公，也伤害了那些对文学痴迷到虔诚状态的文学爱好者们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