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热风·随感录》里，骂了一个人——

　　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例如一位大官做的卫生哲学，里面说——“吾人初生之一点，实自脐始，故人之根本在脐……故脐下腹部最为重要，道书所以称之曰丹田。”

　　用植物来比人，根须是胃，脐却只是一个蒂，离了便罢，有什么重要。但这还不过比喻奇怪罢了，尤其可怕的是——“精神能影响于血液，昔日德国科布博士发明霍乱（虎列拉）病菌，有某某二博士反对之，取其所培养之病菌，一口吞入，而竟不病。”

　　毛泽东《体育之研究》里，也批评了一个人——

　　人者动物也，则动尚矣……朱子主敬，陆子主静。静，静也。敬，非动也，亦静而已。老子曰无动为大。释氏务求寂静。静坐之法，为朱陆之徒者咸尊之。近有因是子者，言静坐法，自诩其法之神，而鄙运动者之自损其体。是或一道，然予未敢效之也。愚拙之见，天地盖惟有动而已。

　　鲁迅言之“大官”与毛泽东言之“因是子”，同一人也。常州人蒋维乔也。蒋维乔从小体弱，不适合锻炼，自创了一套静坐养生法，名曰“因是子静坐法”，身体得以恢复活力。

　　一个读书人，在民国年代，被毛泽东批过、鲁迅骂过，那一定是个风云人物。果不其然，不管毛泽东、鲁迅如何评说，蒋维乔《因是子静坐法》一书，神州大地，一时风靡。据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我和因是子老前辈的因缘》载——

　　如是过了好几年，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那时我尽管也受到冲击，但心情也还平和，私下还练气功不辍。但是过不多久，在红卫兵印售的毛主席早期著作选里忽然读到一篇《体育之研究》，其中专门点名批评了蒋维乔先生。原来那时他的师友杨昌济、蔡和森、张焜第等先生积极提倡气功，毛主席不以为然。

　　连杨开慧的父亲、也就是毛泽东的第一个岳父杨昌济、蔡和森的母亲和蔡和森本人、还有与毛泽东交好的张焜弟等，都“因是子静坐法”的修练者，此书当年风靡到何种程度，可想而知。

　　蒋维乔（1873年－1958年），字竹庄，别号因是子，法名显觉。常州人。1912年至1917年间，先后3次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1922年7月出任江苏省教育厅长。

　　中国现代教材出版，蒋维乔是先行者。

　　从清末到民初，蒋维乔抱着“教育救国”的人生理想，以及教育必须“从编辑教科书着手”的宗旨，先后两度受聘于商务印书馆，专门从事新式教材的编写与编辑，时间长达10余年，10余年间，在他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先后推出了《最新教科书》《简明教科书》《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10余种算术、地理、历史教科书，取代了《三字经》《百家姓》。此后，他单独编纂了《简明初小中国历史教科书》《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商业》等教科书。1910年，他出版《学校管理法》，备受社会各界赞誉。

　　1910年代前后，商务印书馆执中国教材出版之牛耳，成为编写、编辑和出版教材方面的“龙头”，与蒋维乔作为编辑者的敏锐眼光和不懈努力分不开。

　　蒋维乔主持编纂教科书，其眼光独到之处，在于适应时代发展。当时，中国的教育号称进入“新式”，其教师，主要还是旧清的儒生。他们从小所学，都是圣人章句。要普及文化、让文化惠及大众，去艰涩、晓通俗，去繁琐、达明畅，是教材编写最重要的指导思想。这种思想的提出，在教材编纂队伍中，并不能达成共识。蒋维乔回忆他与张元济、高梦旦等人，在议定《最新国文教科书》的“圆桌会议”上，曾经发生的争论说——

　　当时之圆桌会议，惟在最新初小国文着手之时讨论最详悉……尔时不乏有趣味之资料，如余编及某课时，用一“釜”字，而高梦旦必欲该为“鼎”字。余曰：“鼎字太古，不普通，不可用。”高曰：“鼎字乃日常所用之字，何谓不普通？”余曰：“鼎字如何是日常所用之字？”高曰：“鼎字如何不是日常所用之字？”于是二人大争，至于声色俱厉。

　　从上述回忆中，可以想见，即使在编纂队伍内部，如何适应社会需要，也是存在着巨大争议的。

　　蒋维乔旗下，聚集了一批优秀的出版人才，他们立足当时中国教育现状，抓住教育变革动向，以变应变，出版的教材，始终适应新式教育发展。他的助手、常州籍编辑庄俞，对蒋维乔主持的教材编纂，曾经这样说——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