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熬到常州解放，才华横溢的二叔抓紧一切时机，创作出许多清新脱俗、细腻流畅、自成一格的传世作品。我结婚以后，逢年过节，他总将珍藏的大师的作品和他创作的春联扇面送给我们（可惜在文革时都给毁了）。他为我两个儿子起名配诗。过年，他要吃我包的团子、馒头；夏天，我给他准备他最喜欢的铁锈瓜等果品，听他讲故经，陪他出去寻景。那时也是我们最舒心的日子。

　　谁知噩梦还是没有结束。几个妹妹分别出嫁后，他有着操不完的心。二妹嫁给了前北岸吕姓的官宦人家，不料妹婿是位纨绔子弟，把二妹当作出气筒，非打即骂，最后，抽上了大烟，把家中所有可以变卖的东西都卖了，直到最后戒毒死在牢中。二妹的精神崩溃了。这时，她的婆家人占据了二妹家的房产，还拿走所有房产地契，把孤苦伶仃的二妹和两个孩子逼到侧房居住。二叔忍无可忍，按照文人的方式，写下一副对联（年代久远，具体怎么写已不记得，只记得是针对妹婿家的过分行为写的讽刺辞）宣泄心中的不平，维护妹妹的权益。谁也没有料到，正是这副对联，葬送了叔父的生命。

　　一个月黑风急的夜晚，二叔把对联贴在了妹妹被人占据的大门上，不料，别有用心的人把对联取了下来，把它贴在了驷丰桥头，那时正是土改时期，他们说这副对联是对政府、现实不满，硬是给叔父套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帽子，无情地把他送进监狱。抄家时，又发现他珍藏着与李宗仁先生合影的照片，更是罪加一等。

　　据同牢的狱友叙述：二叔在牢里是铁骨铮铮，宁死不屈，有人劝他认错，劝他识时务者为俊杰，可他反复强调：我是非常拥护共产党的爱国人士，我的书画可以作证。我写的对联是就事论事，没有错，是强加给我的帽子。在那个法制不健全的年代，他被迫戴上脚镣手铐，遭受严刑酷打，直到奄奄一息时才被保释出来。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54年的夏天，堂姐悄悄地把我叫去，说二叔回来了要见我一面，我偷偷从后门溜进去，看到他，已被折磨得面目全非！他哽咽着，颤抖着，断断续续地说：“好孩子，你来了……”就再也说不出话来，只是慢慢地伸出双脚——我看到了这辈子无法抹去、永远留在脑海里的两条腿，瘦骨嶙嶙，小腿上深陷的几圈镣铐血印已溃烂发臭，在那个非常时期，我无法用语言安慰，只能与二叔相拥而泣。连续的高烧不退，茶饭不进，回来的第七天，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们。可是我们连哭都不能出声，唯恐反革命帽子从天而降。当时的二叔家穷得叮当响，二婶已麻木，姐姐六神无主，我冒着风险，买了口棺材把他草草葬了。更不幸的是，他最引以为骄傲的大儿子随后卧轨自杀——名牌大学毕业后从事地质勘探的大儿子，众人眼里的青年才俊，被父亲牵连打成“右派”，父亲含冤而去，他无辜受屈，一直靠他资助至大学毕业、相恋八年的女友又抛弃了他……

　　二叔生平最喜欢于谦的“石灰吟”：千锤百凿出深山，列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也是名副其实的“石圣”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