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是避风的港湾

　　当年，13岁的李公朴为生计随三哥李公愚到镇江合兴盛京广杂货店学生意。按照当时的学艺规矩，学三年帮三年，即三年满师三年帮工。李公朴自小生性豁达、开朗、乐观。在学徒期间，尽管工作繁杂，生活艰苦，他总是任劳任怨，勤奋好学，所以店主全家人都很喜欢他。业余时间，他最喜欢读书看报和结交朋友，店里的职工都愿意和他唠唠家常，听他讲讲时政要闻；哼哼唱唱也是他的拿手好戏，无论是江南小调还是常州滩簧、京戏，开口就来，如：“一马离了西凉界……”有板有眼，字正腔园，非常动听。

　　1919年，李公朴已学徒满师，正式成为一名店员。这时，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五四”爱国运动首先在北京爆发，接着形成了全国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苏南各市也奋起响应。李公朴和一些店员共同组织“青年爱国团”，上街向民众宣传抵制日货；他发现自己的店老板乘别人急于脱手日货之际，大批购进藏于家中；看到一些不法商人将日货改头换面，冒充国货出售，便以“长啸”的笔名在报上发表文章加以揭露，并向抗日外交后援会揭发，派人来查抄没收了老板的日货。店老板万万没想到，事情竟然会败露在自己店员的手中，当即就把李公朴解雇了。老板气愤地把李公朴的小铺盖扔到马路上，还气急败坏地说：“你去长笑吧，我要叫你长哭！”李公朴一面卷铺盖，一面高声朗诵着唐朝诗人王维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于是放声大笑，扬长而去。

　　李公朴第一次参加爱国行动，就受到致命的打击，被老板解雇了。这份工作是三哥好不容易为自己找到的，自己也为这份工作吃尽了千辛万苦，现在如何向三哥交待呢？他思来想去觉得实在对不起三哥。于是，他写了一张条子放在三哥的桌子上，然后迅速赶到西门火车站，买了一张到常州的车票，直接回武进湖塘东村老家。近邻好友得知李公朴回家的消息，都纷纷前来李家看望。李公朴和前来的亲朋好友一一握手问好，同时询问这里抵制日货的有关情况，村民们都表示不卖日货卖国货。李公朴听了非常高兴，他说：乡亲们做得好，这是爱国的具体表现。

　　吃过晚饭后，母亲问李公朴：“这次突然回来，而且把小铺盖都拿回来了，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你三哥知道不知道？”李公朴对母亲历来是非常尊重的，每次和母亲谈话，向来是有啥讲啥，从不隐瞒，便来了一个竹筒倒豆子——和盘托出。正在这时，突然传来敲门声，原来是三哥李公愚连夜从镇江赶了回来。李公愚是全家的顶梁柱，他对母亲说：“把族里的几位长辈请来，共同商量商量小弟今后怎么办。”三哥看到小弟写的条子后，心里非常着急，他先到杂货店了解情况，随即乘火车赶回湖塘老家。不一会长辈们到齐了，三哥把情况说了一遍，最后说：“我认为小弟没有错，做得对，男子汉就应当敢作敢当。”族人们也都说李公朴做得对。三哥把公朴叫到自己的身旁，拉着他的手说：“你说说，日后有什么打算。”公朴看看三哥，看看母亲，低着头说：“我听三哥的，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三哥对公朴说：“真的吗？这真是你的心里话吗？”李公朴说：“我真心想上学读书，学文化，学知识。”三哥说：“我早就知道你想上学读书，现在既然人家把我们辞了，那你就早一点复习应考吧……”

　　在家乡湖塘东村喜结良缘

　　1922年，李公朴由润州中学毕业，考入武昌文华大学附中。在这所学校里，李公朴因勤奋苦读，又富有正义感，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推崇，后因参加反对校医虐待学生的学潮，被校方开除，李公朴又一次回到常州老家。因长得非常帅气，族人都很喜欢他。长辈们说：“公朴已长大成人，应该结婚成家了。”也有的说：“公朴长年不在家，给他找个老婆，好‘收收心’。”三哥公愚牢记父亲生前的遗愿，便依照族里的老法，托媒为他在家乡湖塘桥湾里村找了一名叫王全英的女子为妻。一切事情办妥后，才告诉李公朴，并说明这也是族里长辈们的想法。李公朴听后只说了一句话，“只要哥哥同意就好了”。就这样，李公朴在老家湖塘桥东村和王全英成婚。婚后不久，李公朴觉得“全英”这个名字没有时代意义，便和妻子商量：“全英啊，我想替你改个名字。”全英觉得很奇怪，就问公朴改名有什么意义？公朴说：“我们国家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国家要强盛，人民要民主，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你的名字能否改用‘新国’呢？”王全英听了这番话觉得有道理，便点了点头说：“那就叫‘新国’吧。”从此，“王全英”的名字改成了“王新国”。新年一过，李公朴又到上海沪江大学附中继续读书深造。

　　李公朴的夫人王全英，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妇女，不识字。李公朴要她学文化，她说要做家务，要带小孩，没有功夫学文化，再说她也学不进；李公朴又想带她一起出去做事，她说她的祖辈都住在湖塘，这里是她的家，她要照顾老人和孩子，她不愿意离开这个家。李公朴只得一人在外闯天下，他长年累月很少回家，妻子便一人在家里带着两个女儿生活，于1937年去世。大女儿李为华，一生没有嫁人，40岁就去世了；二女儿李国华嫁在湖塘桥陈家村，生有两子三女，家庭和睦幸福，80岁去世。这是后话。

　　因为志趣不合，婚姻难以为继，为此李公朴多次回湖塘家中商量离婚。听李氏家族老辈人说，在处理离婚的过程中，李公朴非常慎重，问题处理得也比较圆满。根椐王全英的要求，他办了两件事情：首先在湖塘米字路旁为她造了两间楼房，其次正式当众办理离婚手续。1927年5月，李公朴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东前总政治部沪宁路属党政特派员，负责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地的党政工作，办公处设在常州火车站附近的大成旅馆。在此期间，李公朴抽出时间把族里的有关老人、三哥公愚、王全英及兄长王全生等人请到大成旅馆，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事后，李公朴还在旅馆和他们共进午餐。对此，族人们都很满意，尤其是王全英的兄长王全生，逢人就说李公朴为人厚道。

　　李公朴的二女儿李国华后来经常回忆两件事：一是父母离婚后，母亲体弱多病，还有两个孩子，全家的经济来源仍旧是父亲李公朴按时寄回来的钱，直到抗战失去联系为止；二是1936年李公朴等“七君子”入狱，母亲及舅舅带着姐妹俩去苏州监狱看望爸爸李公朴，去时还带了一筐鸡蛋，想不到匆匆一面，竟成永别。

　　在湖塘成立“五卅”后援会

　　20世纪20年代上半期，在上海读书的李公朴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并代表沪江大学出席上海市学生联合会，担任工人科长，负责组织各处的工人运动。1925年，他亲历了“五卅”惨案的全过程。

　　“五卅”惨案发生后，李公朴曾以上海沪江大学、上海学生总会交际员的身份回到家乡常州武进湖塘镇，向父老乡亲们揭露日、英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屠杀上海工人、学生的暴行，讲述全国上下积极开展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的“三罢”斗争，并联络本地董、商、学各界知名人士蒋文祖和江玉荪等50余人，于8月5日，在武进湖塘镇成立了“五卅”后援会，李公朴被推举为后援会临时主席。后援会下设六部：宣传部由蒋文祖负责，经济部由蒋让庭负责，文牍部由江玉荪负责，调查部由邱盘林负责，交际部由杨挺葆负责，庶务部由孙乾初负责。为了筹办武进“五卅”后援会，李公朴在湖塘老家住了半个多月时间。他走街串巷，联络人选，四处宣讲……李公朴回到上海后，把成立“五卅”后援会的情况详细向学联总会作了汇报，学联的许多负责人都纷纷效仿，各自在自己的家乡都相继建立了类似这样的组织，扩大了“五卅”运动的影响，推动了国内爱国民主运动的飞速发展。

　　对于李公朴来说，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斗争，以至于十几年后仍记忆犹新。即便因“爱国有罪”被捕，被关押在苏州狱中的日子里他都念念不忘。1937年5月3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又是‘五卅’纪念日。回想12年前之今日，正代表沪江大学出席上海学联会，担任工人科长，组织各处工人事务。惨案爆发后，事务更忙，未几即全国响应。”

　　担任沪宁路属党政特派员

　　1926年7月，著名的北伐战争爆发，极大地鼓舞了李公朴的斗志，他毅然抛开书本，离开学校，南下广东，参加北伐。他被分配在国民革命军东路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工作，随军转战，经福建、浙江，于1927年3月23日，在“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的歌声中回到了上海。

　　湖塘东村李氏宗族的老人们回忆说：北伐军从浙江打回上海的途中，李公朴骑着枣红大马，穿着崭新的军装，回了一趟湖塘老家。他向族人们宣传北伐的意义，和近邻好友讲述北伐战争的故事。当时任上海新闻报记者的顾执中后来回忆，回到上海后，李公朴经常身着军装，在群众大会上激昂地宣传军阀必须打倒，不平等条约必须取消，各地租界必须收回！他完全沉浸在革命的理想中。

　　但是好景不长。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鲜血染红了黄浦江畔。

　　5月，李公朴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东前总政治部沪宁路属党政特派员，负责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地的党政工作。当时的常州，和沪宁铁路沿线的其它城市一样，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常州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被砸，工运领袖、总工会委员长王寿生等许多同志被抓，街上军警林立，盗匪横行，城内一片混乱。就在这时，李公朴来到常州，在常州设立党政特派员办公处，5月20日在《武进商报》上刊登了一则启事：“国民革命军东前总政治部沪宁路属党政特派员办公处启事：本处各职员业于昨晚抵锡，现在常州大成旅馆设立本处办公处。嗣后关于沪宁路属各地对于党政报告、呈文、函件，可径寄常州大成旅馆本处收发即可也。特派员李公朴启。”

　　不久，国民党右派分子指控吴中一为“共党”，要求把他清洗出国民党，并加以惩办。李公朴是知道吴中一这个人的，他是国民党中著名的左派人士，1925年与恽长安﹙即新闻界前辈恽逸群﹚一起在上海加入国民党，是后来著名的上海《立报》负责人，他曾在《立报》上公开指责过蒋介石和国民党。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夜，《立报》报社被砸，吴中一外逃无锡一带。在这次拉网式的搜捕中，吴中一不幸在常州被捕。因为是要犯，所以上海总部指定李公朴亲自押送。

　　在押送吴中一的路上，李公朴的心里不禁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一个左派人士为什么会被指控为“共党”？在北伐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被清洗？接着，他又目睹了许多事实，那些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在“清党”的枪声中，纷纷倒在血泊之中，其中有他的同乡、同学，甚至还有与他并肩战斗过的战友。而一些大大小小的旧军阀，此时摇身一变，却成了依靠力量。这使他痛心疾首，开始对“清党政策”产生怀疑和不满。于是，年少气盛、耿直正派的李公朴“为他们说话了”，为一些被捕的人伸出了援助之手，甚至发生了释放“叛党”的惊心一幕。

　　李公朴反对国民党的“清党”屠杀，招来了上司的不满，于是灾难很快降临到他的头上。6月，他被解职，随即奉命被调回上海。有一天，他很熟悉的一位政治部的勤务员夏宗禹拿了一包伪造的共产党宣传品来悄悄告诉他：这是上司命令塞到你的床铺下的。原来，上司已经觉察到李公朴对“清党”有不满情绪，但又抓不到什么把柄，便企图以此栽赃陷害。李公朴彻底清醒了，在自己周围的竟是这样一批反动、卑鄙的家伙。他便带着夏宗禹，愤然离开反动营垒。患难之交也使他俩一直保持着友谊和联系。

　　李公朴从满怀激情、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到“四·一二”政变后愤然脱离国民党军队，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自此，他走出常州，游学欧美，并和留美同学立志：“将来共同为吾可爱之中华争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