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曾经的盛公馆

     在“一边倒，倒向社会主义、倒向苏联老大哥”的思想指导下，我们划清了跟美国的“干系”。学校里开始上俄语课，过多的人在大学里选择了俄语专业，以致后来其中不少人英雄无用武之地，或者再选择改行，成为迟到者。若干年后，我曾经帮助学校的两位同事，审核与修改他们撰写的用于评职称的俄语论文。更遗憾的是，我的同事中有好几位因俄语丢掉太久，又没有需要和机会再重修英语的老师，有的在与世长辞之前，因外语考核的难处，始终未评上副高职称。

    中西二小是个教会学校，小时候我们在校园里常跳一些英语伴唱的舞蹈，后来的灌输教育，让我们从内心情不自禁地厌恶起类似情趣。历史好像开了个玩笑，随着时光的演变，逐渐逐渐从央视节目中，都可以听到那些歌曲，且越来越多而广泛，被喜闻乐见。数十年后，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在当初的校园里唱着：Put your little foot ， put your little foot right there……如同孩子般地跳了起来。

    初一和初二两年，我在上海长宁中学就读，这是我母亲带着我去求助瞿鸿仁的结果。他是我父亲同父异母的妹夫，否则缴不起学杂费的我就进不了中学。这位姑父对我一生的成长有极大影响。本来家里已经让我这个小学毕业就身高1.80米的孩子，报名到立信会计学校读书，以便早点协助家庭摆脱困境。可在立信两三个星期下来，我实在熬不下去，这才有了进初中的后话。姑父是英语教师，又是学校篮球队的教练，好像还是教导处的负责人之一。我至今不知道是他设法免去了我上学的费用，还是他自己掏了腰包，反正他是我实实在在的“大救星”。我不仅有机会上他的英语课，而且参加了他指导的篮球队。他脚有点跛，走路一颠一颠的，特别让我难过的是，随母亲去他家那天，他女儿从他家楼梯上摸着扶手下来，后来听说这位姐姐是因脑子里长了个瘤，眼睛瞎了。我为之难过，更糟的是听说她较早就去世了。老天很不公正，好心人常常未必得好报！

    1951年前后，上海马路上经常游行，肃反、三反五反、公私合营、抗美援朝等运动紧锣密鼓。“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声，让我好不激动。渡江南下的解放军，有许多人转入公安系统，吴家恕同志就是管辖我们地段的派出所干部。有一天，应我的请求，他答应带我到派出所去报名，他在公共汽车站上等我，和家里人说不通，我径自赶去。可惜，母亲和大姐两个人追赶过来，再三说明我年龄不够，阻止了我的“正义行动”。如果我上了前线，也许已拼死疆场，就不会再有那么多层出不穷的困扰人的烦恼。

    在上海的那段日子，已经没有什么亲戚朋友接济我们。先前能欢迎我们的，也就数七姑婆盛爱颐和与父亲同父母的菊娘娘两家，后来她们自己也越过越艰难了。我大姐嫁了人，住到兴业里去了，她在当时的DDS咖啡馆当端咖啡、点心的侍应生；二姐参加护士培训班后，进入华纺厂医院当了护士；三姐跟随亲戚到南京上中学；小妹妹一点儿大时，就送给楼下一对无子女的老工人。她们都从这个时节点上，开始了自己的“新生”。终于“公寓”房那一间屋也容不下我家了，无奈之余，我们兄弟四人被父母带到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