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张珩，字元白，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出生在武进奔牛镇，后跟随祖父母迁居常州西庙沟。父亲从小勤奋好学，小学毕业后，因家境贫穷无力继续升学，便在家购书自学，仅花一年多时间学完了全部初中课程。1911年，父亲考入位于苏州的江苏两级师范学堂讲习科（1912年改名为江苏省立第一师范），1913年毕业后回常州。讲习科的毕业生大部分都去小学任教，而我父亲却经人介绍到武进女子师范（现为田家炳初中）做见习老师一年，时年仅18岁，比学生稍大一些。当时，我母亲和她的闺蜜——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的史良也在该校读书。因我父亲年纪太轻，开始校长并不看好他，后来听了他上课，发现他讲课游刃有余，特别是他利用家中的废旧硬板纸制作了许多模型当教具，上课以实物讲解，深受学生喜爱。校长感到非常满意，遂决定聘用。1914年，父亲又回到省立第一师范就读大专课程，一年后毕业重回武进师范，被正式聘为数学老师。期间，父亲和我母亲谭蕴华结婚并生育第一个孩子。1919年苏州中学成立，父亲被高薪聘为数学老师。校友录记载：1928年7月，我的父亲张元白以任职教员的身份参加了省立第一师范（两级师范）的校友聚会。

      1937年11月19日，日寇侵占苏州，苏州中学校舍成为日军养马场，学校被迫迁移。苏州中学租用了上海公共租界福州路威利翰大厦三至五层复校，为避免引起日伪注意，改名为苏中沪校。在此期间，我父亲不仅向学生传授平面几何的知识，而且潜心研究平面几何的教学方法与辅助教具，在教学实践中，把研究成果及时运用到教学中去，力求做到深入浅出，逐步引导学生走向做学问的道路。父亲因在数学教学中取得的显著成果，被提升为学校教务主任。他还著作了一本《平面几何学》，八开本，有文字还有图案，广受欢迎。曾有专业人士认为，此前国内大多采用国外的译本，我父亲编著的《平面几何学》是我国第一本自主出版的平面几何书籍。

      父亲工作后，祖父母家里的生活大大改善，他还帮助我的两个叔叔一个读完了大学，一个进了上海龙门书局当会计。父亲在上海，每年只有寒、暑假回常州，对我们的管教也很严格。我记得暑假里每天中午吃完饭，孩子们就围在方桌前听父亲讲三字经、朱子治家格言，每天一节，讲完还要书写，有时候写钢笔字，有时候写毛笔字。平时我们做错事或小伙伴间有点小矛盾，父亲首先会很严肃地教训一顿，然后让我们面对墙壁反省，接下来再谈话。

     1940年底，父亲带了一年辛苦教书挣来的钱回家过年，路上却被扒手悉数偷去，家里生活顿时遇到了困难。母亲情急之下病倒了，父亲忙着为母亲请医生治病，由于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父亲不久就患了食道癌，但他还是坚持在教学一线，待病情加重才回常州休养。这段时间，几位常州籍的苏州中学校友与教员，如史学家吕思勉、武进教育委员宋维周以及庄申等人，还约他一起在武进牛塘桥创办一所私立青云中学，父亲推说已经不能上课了，同事们看重他的名望，只要求他躺在床上指挥就行了。就这样，我的父母亲都积极参与到了青云中学的筹建与开办工作中。在此过程中，还促成了我父亲与宋维周的亲家关系，他们主持了我姐姐张心敏与宋维周儿子宋子庆的订婚仪式。宋子庆与张心敏的长子宋耀祖，现为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教授，工程热物理专家，为“神七”成功作出了重大贡献，受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彰。

      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苏州中学失去了在上海的办学地点。在父亲与几位常州籍教员、校友的力荐与邀请下，苏州中学于1942年3月再次搬迁到常州，在私立青云中学继续办学。青云中学成为苏州中学的部分教师抗战期间在常州游击区开办的省立苏州中学分校，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苏州中学复校。青云中学后更名为常州武进牛塘桥初级中学，它不仅为常州地区中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为苏州中学在抗战期间的继续办学创造了条件，为苏南地区的中学教育作出了贡献。

      史学家吕思勉与我父亲不仅是常州同乡，苏州中学与青云中学的同事，而且也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父亲一直把吕思勉视作自己的良师益友。吕思勉在《家乡教书摘记》中写道：办于武进牛塘桥的青云中学，乡间的学校，宗旨尚属纯正。学校的立场不与敌伪有任何关系，教薪不以伪币支付。吕思勉在学校演讲时说：我们办学必须使孤寒志学之人有一条路可走。孤者无助之谓，寒者则贫困之谓也…… 国家政治社会事业总是要人去办，而人之能善其事与否，实以其有无诚意为第一条件，必有诚意，然后其才可用诸正路。道德为事功之本，诚意为道德之本。而诚意惟孤寒阶级有之。所以说孤寒阶级中人实为国家元气所在。父亲十分赞同支持吕思勉的观点，并在办学过程中身体力行，格外重视对清贫子弟的培养，思想上引导，学习上指导，生活上帮助。

      父亲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苏南地区（常州、苏州）的中学教育事业。1943年8月，父亲终因病重而不幸逝世，终年48岁。入殓那一天，他的同事、学生、亲友，挤得满满的和他告别。父亲离开我们后，家庭生活更为窘迫，但他生前的同事还有学生，仍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更有一位不知名的好心人，每月送来三斗米，以解当时生活之急。后来才知道他是油厂的工人，却始终不肯透露实情。他对我家的照顾，可能出于如下两个原因：其一，我父亲生前与他们关系融洽，或对他们有所帮助。其二，据一位亲戚透露，我父亲是共产党员，对我家庭的照顾体现了党组织的关心。但我父亲从来没透露过他与共产党有何关系，这至今还是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