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被常州人民尊为“常州三杰”之一的恽代英，他高擎武装斗争红旗，直接参与1927年中共领导的著名的三大起义中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这在中国共产党党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是一位十分突出的人物。在纪念八一南昌起义90周年和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之际，笔者谨以此文，弘扬参与领导南昌起义的恽代英“敢于斗争，救国救民”精神。

     恽代英是起义前的果断决策者

     1927年4月和7月，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败。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山、张太雷5人组成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从此离开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7月19日，李立山等奉命到达九江。20日，谭平山、李立山、邓中夏、吴玉章、叶挺及先前到达的中央军委前敌书记聂荣臻等在九江召开会议，决定赶快集中军事力量于南昌，动员贺龙的第二十军，使之与中共掌握的军队一起在南昌举行暴动。

     7月23日下午，恽代英、廖乾吾等根据党的指示，到达九江。第二天，他们与已在九江的李立山、邓中夏、谭平山、聂荣臻、叶挺等人举行秘密谈话会。恽代英主张必须依靠共产党人已经确定的武装力量，进行独立军事行动。随后，李立山和邓中夏赶到庐山，和正在休养的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见了面，瞿赞同这个计划，并带回武汉。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正式确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部署。随后，向共产国际报告起义的计划。决定立即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山、恽代英、彭湃为前敌委员会，负责指挥与处置前敌一切事宜。决定刘伯承、徐特立、周逸群、彭泽民等一大批干部，于7月底到达南昌共同举事。7月27日清晨，周恩来带着中央的决定，在陈赓陪同下，从九江赶到南昌，住进朱德的寓所。

     7月26日，共产国际新派来的全权代表罗明纳滋，在汉口召开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此前罗明纳滋听张国焘报告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时，提出要一切请示共产国际，等待共产国际做最后决定，此时他又宣读共产国际不支持南昌起义的电文。

     张国焘从武汉赶到九江，于7月29日接连给前敌委员会发出两封急电：“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待我到南昌后再定。”7月30日晨，张国焘奉命赶到南昌，将共产国际及临时中常委决议（一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应推迟起义时间；二是应由周恩来和张发奎取得联系，共同商量军队转移到广东东江事宜）精神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深感意外。7月31日上午，前敌委员会在南昌大旅社立即召开紧急扩大会议，讨论起义是否推迟问题。张国焘坚持要推迟起义时间，遭绝大多数同志坚决反对。李立山说：“什么都准备好了，现在还来讨论什么！”彭湃以鲜明的态度说：“暴动断不能延迟，更不可停下来。张发奎现在紧跟汪精卫，我们还想拉拢他、依靠他，太可笑了！”谭平山说：“坚决干！时间这么宝贵，现在还来空谈什么！”周恩来激动地说：“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给我的任务，是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您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一向很少发火的恽代英，也忍不住气愤地指着张国焘的鼻子说：“国焘同志，共产国际的错误，害死了中国的革命，葬送了成千上万同志。现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好了，忽然来了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他强调，“要按照已经决定了的计划往前直干。”1998年出版的张国焘写的《我的回忆》里曾写到南昌起义前的想法：“恽代英平时是个正直而有礼貌的人，向来说话和气，对人友善，无私怨，无野心，在共产党人中素有‘甘地’之称，今天怎么也这样激动起来了呢？这种坚毅的精神是多么可贵，相形之下，觉得自己在罗明纳滋面前那种唯唯诺诺又是多么卑鄙可怜。”经过激烈的辩论，最后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他的意见被否定，前委最后果断决定8月1日凌晨4时举行起义。当时南昌城内，中国共产党可掌握的军队大致有：叶挺的第二十军第二十四师，蔡延锴的第十一师，贺龙率领的第二军全军，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警察队，共计2万余人。站在武汉国民党当局方面的第三、第六、第九各军，在南昌市内和近郊的力量比较薄弱，共有6个团约8000人。31日晚，朱德以宴请、打麻将为名，软禁第三军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团团长。9时许，发现第二十军副营长赵福生告密。前敌委员会果断决定起义提前2小时，于8月1日凌晨2时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和发动证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苦奋斗中，已经开始独立思考，吸取经验教训，不再盲目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作为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成员之一的恽代英，不愧为起义前参与果断决策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上）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