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一身蓝白相间的病员服，平躺在老干部病房的病床上，手上挂着吊针，鼻孔插着氧气管，呼吸有些急促，气喘得似乎厉害，但神态平和，仍能和我们正常说话，思维一点不乱，说到高兴的事，脸上微露一丝笑容。这是2011年6月29日上午，我去一院探望重病中的老报人王润时的情景。这些年来，这个场景时时浮现在脑海。

     1930年出生的王润同志，生前是常州日报社离退休老干部中资格最老的一位。这里说的资格，不是指王老是离休干部，解放前参加地下党，当过新四军；也不是说年龄，而是论其在常州日报社工作的时间。常州日报创刊于1949年7月1日，时为中共常州地委机关报，但不久便随着行政体制的变动而停刊。1954年，中共常州市委决定创办《常州工人报》（后改名常州日报），王润同志是为数不多的创始人之一。像钱惕民、张一农等一批常州日报老报人，都是王润代表组织到基层去选拔上来的。有一次报人座谈会，我听了不少老报人讲述王润同志当伯乐的故事。

     刚开始，王润也当过记者，跑过新闻，但时间不长。1957年起，他一直在常州日报从事夜班编辑工作。1990年离休以后，他被报社广告部返聘长达八年之久，这八年干的仍是广告文稿的编辑。耄耋之年，他为文友们编校了二十多本文集，为东坡研究会编辑出版四十五期《苏学通讯》，干的仍是编辑，他是一辈子为他人作嫁衣裳的人。王老的古文功底、驾驭语法修辞的能力、处理各类版面的高超技巧，在常州日报新老编辑队伍中，堪称一流。他多次从权威的新华社电讯稿中发现差错，及时修改，得到了新华社的认可。他一丝不苟，在编校《苏东坡与常州》一书时，为了弄清楚苏东坡贬放海南期间所用过某种药草名称的一个字，先后翻阅了《辞海》《辞源》等近十部辞书。报社的同仁曾经赞叹：“王伯伯是报纸的‘啄木鸟’，文稿有他把关，我们就放心了！”王老为人厚道，乐于助人，和蔼可亲，从不与人红脸，为此大家都亲热地称他为“王伯伯”。

     我在报社干了二十六年，大部分时间都是搞编辑工作，每每遇到版面上的难题，我总是向王老请教，他百问不厌，诲人不倦。难题到了他手里就不难，死扣到他笔下就变成了活结。几十年的交往中，他有一个编辑思想，给我印象很深。那时的常州日报是四开四版的小报，他在处理头版时，反复强调头版是寸金地，文章务须短小精悍，组版务必精打细算。他晚年在编辑苏东坡研究会内部刊物《苏学通讯》时，仍然承继这种组版风格。版面虽小，但内容丰富，可读的东西多。现在的报纸由于版面众多，每天一大叠，许多版面追求时尚搞大标题、大图片，空白留得很多。虽然有一定的视觉冲击力，但没有多少内容可读。

     王老长年累月上夜班，工作不分白天黑夜。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一二点钟，第二天白天照样上班，吃在报社睡在办公室是家常便饭。他善于利用工作间隙和同仁们闲聊之际瞌睡打盹，眯一会儿，他称之为“拾零为整休息法”。有次开会，人们见王老又眯着了，还发出轻微的鼾声，主持会议的一位总编问他：“我刚才讲了些什么？”王老睁开眼睛，居然能说出一二三，令与会者惊奇不已。

     王老与我是忘年交。《唱春风情录》是我的第一本书，初次出书，毫无经验，我请王老帮忙。他满口应承，二话没说。四十万字的一本书，从排版到校对，从几十张图片的组合到每一篇文稿的推敲，凝聚了王老多少智慧与汗水。他不计任何报酬，出书后，我买了一些礼品送给他，他高低不收，推辞再三，最后他收下了我家乡出产的两盒萝卜干。和我一样，张一农的《常州方言俗语趣谈》、巢云栋的《官场现形记·常州方言初探》、李文瑞的《偷闲集》，还有市里一位老领导编撰的《读行论记》，这些著作都经过王老逐字逐句编校和斟酌。据统计，在新世纪的头十年里，王老为二十一位作者编校了二十八本书稿，累计三百余万字。王老的义务编书，在常州文坛传为美谈。王老八十寿辰时，有位文友送去一面锦旗，上书“文稿医生”四个大字，表达了众多文友的感激之情和对他的美好祝愿。

     值得一提的是，王润同志不仅是位编辑家，还是一位书法家。他的毛笔书法，苍劲有力，隽永秀丽，自成一格。过去常州日报没有实行电脑排版以前，为美化版面，一些重要通讯以及副刊文章，都要请美术编辑设计题图，题图中的毛笔书法，多半出自王润之手。

     2011年7月22日，王润同志因病与世长逝。我曾撰联悼念之：化鹤西行，怎忍抛胸中笔墨，案头文稿；乘风北望，还当寄槛外鸿飞，月下诗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