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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2月，途经武汉的毛泽东专程来到恽代英处，两人一见如故。毛泽东激动地谈了自己的一些设想：准备在长沙岳麓山建设新村搞工读同学会。10天朝夕相处，两人成为莫逆之交。毛泽东打算回长沙后也办一个类似的书社。恽代英说：“我可以为你做信誉担保，还可以联系陈独秀、李大钊先生，他们都热情支持青年，也可以请他们做担保。”1920年8月发行的《湖南大公报》上刊登了文化书社的开张广告，创办人为毛泽东，担保人是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 1980年新华书店总店在总结回顾该店历史时，曾找到当年担任长沙文化书社经理的易礼容先生，说文化书社是新华书店的始祖，请他撰写回忆文章。易先生郑重地回答：“不对，利群书社才是真正的始祖。”利群书社取“利群助人”之意，由大家集股，凭着多年形成的信用，到外面订书免收押金，从北京、上海买进宣传新思想的报刊、书籍，在武汉地区推销。 1920年4月，利群书社走上正轨后，恽代英第一次到了北京，被推荐为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编译部专员，并结识了李大钊、邓中夏等许多志同道合的新朋友。10月在《互助》上发表的《未来之梦》一文指出：不可避免地要和资本家决斗。怎么斗呢？一是组织工会，鼓吹罢工，用阶级战争推倒资本家。但要谋求最后的解决，仅凭争存天性，总还不够。最好利用经济学的原理建设一个为社会服务的大团体，一方面用实力压服资本家，一方面用互助共存的道理，启示一般阶级。而且靠这种共同生活的扩张，把全世界变为社会主义的天国。 就在恽代英忙于编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的时候，陈独秀将一本考茨基的《阶级争斗》交到他手中，请他翻译，并很快于1921年1月由新青年社作为《新青年》丛书第八种出版。这部译作对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样，《阶级争斗》对恽代英的思想转变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他第一次真正了解了阶级、争斗、巴黎公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理论。《阶级争斗》中对商品与资本、劳动阶级和资本阶级的分析、劳动者家族的瓦解、生产过剩等的分析，使恽代英认识到，将来那个黄金世界的理想，是阶级斗争这场伟大热烈的战争的终点，是革命者的历史使命。他准备时刻投入可能在中国出现的阶级战争。 1921年7月16日，恽代英等24名互助社的成员和社友从四面八方汇集到黄冈浚新小学开会。经过五四运动后两年来的探索，他们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认为互助社的宗旨、组织形式已不能适应现时的要求了。经过6天的讨论，决定新成立苏俄布尔什维克式的组织，定名“共存社”，取社会大同、人类共存之意。在讨论共存社的宗旨时，大家辩论得很激烈。最终制订的宗旨是“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明确承认阶级斗争，拥护无产阶级专政，以实现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这与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基本精神一致。共存社的成立，标志着恽代英这些青年人的世界观由激进的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共存社社员们不仅纷纷加入成立后的共产党，而且许多人成为早期中共重要干部，在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被周恩来称为“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的恽代英，在北伐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大发展的时期，面对党员人数由1925年10月的3000人猛增到1926年9月的13281人、数量大发展的大好形势，清醒地认为有必要对共产党员的标准做出解释，便在《少年先锋》（1926年10月第一卷第四期）上发表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提出共产党员的“五个标准”：一是“要能够确实有决心谋农工阶级的彻底解放”；二是“必须有大多数实际受压迫的农工觉悟组织起来，而且必须有居住与生活上最易组织的人（如产业工人）为他们的中坚与领导者”；三是“要能够到各种有群众的机关中间去组织一个核心，注意本机关中群众的各种实际问题，宣传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起来奋斗，而且自己站在前线上面领导他们奋斗”；四是“要能够很忠实地接受党的训练，严格地服从党的纪律，切实负责将党的意见散布到各种群众中去”；五是“要能够为了革命的利益走到任何困难危险的环境中去”。 恽代英提出的共产党员五条标准，本质就是要有主义和纪律，放到今天依然适用。有主义，就是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这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守纪律，就是要严守党规党纪，服从组织，这是共产党员最基本的党性修养，也是共产党永葆先进性的重要前提。文/张步东 (责任编辑：D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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