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有天我从北京办事回来，可刚下飞机，就接到个陌生电话；“您是陈主任吗？我是……”听口音是本地人且是位中年女子。我顿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出于客气就回应；“是啊是啊，请问您……”脑子却快速飞转，“哦，我是……啊！”听她报出名字我还想了半天，终从脑海里筛出这位不太熟悉身影。

      原是我所在公司干部，去年她刚调到新建高新区任市区办事处负责人。令人纳闷的，是我从某区政府机关来到该公司工作时，她已调走，且彼此从无任何工作联系，现在为何忽然……虽满腹疑问，但我还是很耐心听完她的叙述，弄清事由；高新区建设项目很多，但资金极其短缺，在国家实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大环境下，举措更加艰难形势极其严峻；“一个政策一块地，除了篮天是荒田！”连想修条像样大马路资金也捉衿见肘！

      摆在干部们面前首要任务，就是千方设法融资，社会上贷款利率已炒到20%以上，且否管你的头衔多唬人，可到了北京，没点三头六臂或道衡太浅就是寸步难行！

      虽从市区各系统调去不少干部，可这方面有能耐的，却寥寥无几……于是她想起了我；“听说你这位北京办事处主任神通广大，我们高新区一把手想与您见见面呢！”说神通广大谈不上，可就凭一纸传真，硬把铁道部沿袭几十年的老规矩彻底改革，这事确是真的——从此任何人只凭身份证就可乘软席列车；此前没相当政府处级以上干部证件，哪怕你挖空心思弄到张软卧火车票，也可能会被列车员撵下车，甚至不给你上车！

      此次改革代价，是铁道部开除了名列车长和乘务员；为此我写的篇《软卧风波》，在上海《新民晚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举办的征文中获一等奖，同时还是“第十八届上海新闻二等奖”荣誉获得者，不过这是许多年后出现的事……

      更关键影响，是我现在为所在大国企刚从北京解决批资金，而且是国家低息贷款，为此那家银行行长专门请我吃饭；因为此举也为该行增加数千万计划贷款规模，特别他摸清此事来龙去脉； “哎哟，这么大领导你也能搞掂，不简单！”所以消息在圈内不胫而走……

      可我对高新区却不感兴趣！因为此地除有几条刚修好的几条马路外，公共汽车还很少且不定班，有次我有事来此，举目全是农田和民房，周围也没几家像样企业，所属那几个小街镇，也还是破烂萧条毫无生气，譬如“文革”初我曾去小住过的安家舍，除了那条不长老街和低矮房子外，其它啥也谈不上……

      出于礼貌，第二天上午我还是应邀来到常州大酒店，在间院子里与这位主要领导见了面，可彼此不得要领谈话，令人产生如此想法；“打酱油呢，啥东西拿不出就想找国家上层弄资金，捡钞票也没这容易啵！”因满脑子这种想法。所以以后之间也没啥联系，尽管他也曾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可我仅作些礼节性回应，彼此无实质性进展。

      转眼新世纪来临，可能是与高新区因缘末了原因，七拐八弯沉沉浮浮，结果我还是来到这里家民企负责市场经营；在先那家大国企破产前，我已到市内家民企干总经理助理几年。

      此时的高新区，发展早大相径庭，至少公交车已有十几班，马路周围，高楼大厦也纷纷林立起来，区域扩大到长江边……公司就在高新技术创业园的大楼里，可环境再优美也不能替代市场经济的残酷竞争，几部从别人抵债而来的旧设备，加上不切市场的领导决策，导致公司运行两年不到就濒临破产！高新区集中了不少各界精英不假，但林子大了鸟就多了，鱼目混珠也不足为奇，特别是当优惠政策逐步蜕出市场后，有些底蕴不足的投机者终于黔驴技穷，必然毫无潜念地被市场淘汰……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