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是我国文献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之一。除了文化传承性外，与常州藏书环境优越以及读书风气和文化教育兴盛有关。常州藏书之风源远流长，南朝梁武帝萧衍是常州人，其长子昭明太子萧统喜好读书，时称东宫藏书3万卷；其第7子梁元帝萧绎也搜罗图书达7万卷。至清代中期，常州更是藏家荟萃，世代相传。

　　历史上常州曾为全国重要的出版基地，形成民间、宗教、书院等多种类型出版并存的局面，推动了常州读书、购书风气的持续发展。民间出版机构是常州出版界的主要力量。民间书坊不仅在图书出版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图书流通方面比官方书局所起的作用更大，它为图书直接进入家庭创造了便利条件。其中私家刻书是民间书坊的重要组成部分。私家刻书一般选材谨慎、校勘认真，学术价值、书本质量较高。这些私家刻书者中有一些是著名的藏书家，像赵翼、赵怀玉、孙星衍、李兆洛，他们学识渊博，著述较丰，收藏宏富，校勘精审，其刻书成为许多藏书家收藏的重点，也使常州宿史沉经，笃成绝学。

　　常州近代藏书虽然盛况逊于往昔，但却是文献渊薮长流中激荡的余波。这些藏书家大多是学者或知识分子，文化层次较高，他们视书如命。这些人有较多的应试、出仕、入幕、游历等机会，能广泛地接触各地的图书市场，从而进一步丰富自己的藏书。

　　晚清以后，上海的文化地位日益突出，成为典籍的重要集散地。由于地缘与文化相近的关系，近代常州藏书家几乎没有不和上海发生联系的。上海带给近代常州藏书家的，不仅是图书，还有新的藏书观念、方法等。

　　随着近代启蒙思潮的兴起，近代常州藏书家有意识地将自己的藏书向社会开放，把藏书活动与社会进步、民智开发等结合起来。譬如钱振鍠在家乡设立“孝仁乡书会”，将祖上所遗之书公开出借给书会会员。

　　近代常州藏书家读书的观念更为突出。古代常州藏书家已注意到藏书与读书的关系，认为读书才是藏书更为重要的目的。随着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断被介绍到中国，有识之士切实感受到中国和世界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人们迫切需要学习实用的知识。清末民初我国公共图书馆应运而生，1904年常州图书馆创建，是我国最早创建的公共图书馆之一。

　　注意地方文献的收藏，是近代常州藏书的一个重要特点。近代常州藏书家的乡土意识非常强烈，他们留意地方文献的收藏。像盛宣怀，他不仅注重地方文献的收集，还精细校勘，编制书目，刊印丛书，使许多珍贵的文献得以保存及流传，如出版《常州先哲遗书》。可以说近代常州藏书家保存下来的不仅仅是地方文献，还为常州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经过多次战乱后，图书屡遭损失，我们仍能读到常州先人们的著作，并从中体会到常州文化的深刻内涵，常州藏书家们功不可没。

　　当时的藏书家面临着图书外流的现象，常州藏书家尽可能将流落在外的图书用各种方法收归或复制回来。盛宣怀、董康等利用出国考察的机会，通过一切关系，将流散在日本等地的图书购买或复制回来。

　　近代常州藏书家往往以亲属、主宾、师生、朋友等为纽带，建立起非常紧密的联系。其中亲属关系在近代常州藏书家的藏书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赵烈文与邓邦述是翁婿关系，邓邦述在赵氏天放楼中看到许多从来没有见过的图书，于是立志藏书，才有了群碧楼佳话。

　　常州近代一些藏书家之间还存在一种师生关系。如丁福保曾入盛宣怀主办的东文学堂学日文，宣统元年丁福保东游日本，盛宣怀除竭力向驻日公使胡惟德等推荐外，还资助他在日本购书游历。

　　近代常州藏书家又能互通有无，每得秘本，常互相传示，做诗吟诵。这种交往在有些藏书家之间很频繁。如《武进陶涉园七十年纪略》称陶湘与缪荃孙、章珏等人互出所藏书，商讨雠校，“邮书往复无虚日”。这种联系增加了自己的藏书，尤其是一些罕见书的入藏常常依靠这种关系。而藏书家之间的广泛联系也为他们的著作带来很大方便，陶湘曾称由于“他山之助，赞成斯役”，才完成了《昭代名人尺牍小传续集》的编纂。朋友之间的广泛联系，不仅是友情的标志，也是藏书观念的转变，使藏书从封闭走向开放。 (责任编辑：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