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以来，我身边一直珍藏着我自进大学以来的一些“藏品”，它记录了我当初在大学读书生活时的一些经历。
　　1953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翌年5月，为培养大批建设人才，中国人民大学在全国招收工龄满一定年限的在职青年，到该校学习进修。我当时已经工作数年，符合报考大学的条件，于是报名参加高考，并在大学的准考证上填写了政治经济学、贸易系科。建国伊始，国家因奇缺法律人才，招生组的老师劝我改填法律系。这样，从此我的一生便与新中国的法律沾上了边。这年8月下旬我去学校报到，因为绝大部分同学是调干生，组织上还为我们开了供给转移证明（当时不拿薪金，国家只供给吃饭，发一点零花钱）。
　　9月1日，学校正式开学上课。参照苏联的教学模式，上课实行5小时一贯制和考试5分制。所谓5小时一贯制，即每天上午要连续上5节大课，每节课仅休息10分钟，等5节课下来，已经12点半，学生们的肚皮早已饿得咕咕叫。这么长的时间上课，中国学生因为没有足够的食物和营养供给，还真有些吃不消。考试时每个学期只考3—4门课程，当时每个同学都有一本记分册，自己摸考卷，每卷2—3个题目，当场准备半小时后，当面向老师口头回答，立即打分，写在记分册上，5分优等，4分良好，3分及格。有的课程只是测验，按照平时课堂讨论的成绩统统打及格或不及格。
　　经过4年学习，1958年7月，我们毕业了。离校前，辛亥革命的同盟会会员、党内德高望重的“五老”之一、老校长吴玉章同志还和我们每个毕业班的同学分班集体合影留念。
　　1979年，在中断了20年的律师制度重新恢复后，我又回到了司法队伍当上了一名律师，我的毕业文凭又派上了用场。
　　如今，我将进入耄耋之年，但当时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时的招生规章、准考证、供给转移证收据，在大学学习时的记分册，毕业时与吴玉章校长的合影和毕业文凭等，虽然纸张泛黄，但我至今都当作宝贝一样珍藏着，因为它是我当初大学生活的见证。我将把这些“藏品”留给后代作永久纪念。(文/吴克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