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四十三（1778年）年六月初七申时，一个婴儿在常州府阳湖县青果巷汤府呱呱落地，这时大雨滂沱，给久旱的常州带来了甘霖，祖父汤大奎给孙儿起名雨生，他就是日后的清朝世袭武官、著名画家汤贻汾。

　　位于青果巷东首正素巷2号、和平北路90号的汤贻汾故居是一座清代宅院，坐北朝南，它东邻阳湖县城隍庙（原新坊桥小学），北接刘仙师庙，今存三开间平屋二进，楼屋一进，大门原有砖雕门楼，院内花木扶疏。这座院落最早被称为“天香书屋，后被称为“可对堂”，源出《宋史·司马光传》：“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可对堂”匾额传说是南明抗清名将史可法所书，今已不存，200年前，老宅又有了新的名称：汤氏“忠孝专祠”。

　　汤大奎（1728年-1786年），汤贻汾祖父，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进士，台湾凤山县（今高雄）知县，1786年因台湾发生天地会林爽文、庄大田起义，起义军攻打凤山县城，汤大奎与长子汤荀业同时被起义军杀害。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欽差大臣、陕甘总督福康安，闽浙总督李侍尧，福建巡抚徐嗣曾，先后奏准乾隆皇帝，赏恤汤大奎为武翼都尉，世袭云骑尉，赐祭葬入祀京师昭忠祠，本郡（凤山）建昭忠祠、忠义祠。汤荀业附祀忠义祠。道光十七年（1837年）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陈銮、江苏学政祁鸿藻奏准旌表孝子，给帑建坊，入祀忠义祠、孝悌祠。1839年夏，汤贻汾回乡在故居奉旨建忠孝专祠，立旌孝坊，现忠孝专祠内，汤贻汾所撰《忠孝祠记》石碑由汤大奎后裔保存。

　　汤贻汾（1778-1853）字若仪，因祖父、父亲在台湾凤山殉难，乾隆六十年（1795）始正式袭职云骑尉，从17岁开始了37年的军旅生涯，在全国多地担任武官，累官至乐清副将，在即将提升温州副总兵时，他却称病告归，时年54岁，退隐江宁，在鸡笼山下筑“琴隐园”吟诗会友，与赵翼、陈鸿寿、包世臣等名人交往，以琴棋书画怡然度日。

　　清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志余》还记载了一则汤贻汾与常州祟法寺的故事，据记载，祟法寺“法会之盛，几几与天宁埒”。崇法寺东南角原有钟楼，“巍然插云表，钟声闻数里”，故常州人又称崇法寺为钟楼寺。崇法寺在道光年间新铸了一口大钟，但钟敲而不响，因而只得将大钟废置偏室，一天汤贻汾到祟法寺游玩，方丈告诉汤贻汾哑钟之事，汤贻汾不信，随手举鞭一击，大钟骤然发声，他人击之，亦声闻数里。

　　汤贻汾虽然因祖父、父亲殉难，被朝廷要求“袭爵”，承袭了“云骑尉”一职，开始了戎马生涯，但薪俸很少，“云骑尉”月俸仅银七两八分三厘，难以维持全家生计，不得不靠“副业”绘画支撑。常州汤家是书画世家，汤贻汾从小耳濡目染，以诗、书、画“三绝”和琴、棋、书、画、剑“五艺”称重于时。《清史稿》称：“清画家闻人多在乾隆以前，自道光后卓然名家者，惟汤贻汾、戴熙二人。”清朝到了道光、咸丰年间，山水画呈衰微之势，著名画家不多，唯汤贻汾与戴熙有所突破，为时人所重。在清代山水画史上与戴熙并称为“汤戴”，也同称“绝艺”。汤贻汾的绘画以山水见长，其特点与恽南田相似，喜欢写生，宗法自然。著名掌故大家郑逸梅在为《毗陵汤氏画集》作序时说：常州为东南名区，人文之盛，为举世所推重，即以画论，恽南田的花卉，秀逸妩媚，冠于一时……继恽氏而起者，为世泽清芬的汤氏（汤贻汾）。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军舰溯长江而上，连续攻陷宝山、京口，江宁危急，道光帝下谕旨，要汤贻汾等寄籍武将，同仇敌忾保卫南京，共同抗击英军。汤贻汾以65高龄四处奔走，并手书遗嘱，寄至毗陵家庙（即青果巷老宅），“誓以身殉，不辱家门”，并写下“同是深恩难报称，寸心早把死生除”的诗句，更有“江楼拼痛饮，今日斩长鲸”之壮语激励诸将。英国军队围城2个月，始终未能进入南京城，第一次鸦片战争最后以中国割地赔款，中英签订《南京条约》而结束，汤贻汾受到朝廷嘉奖。

　　1853年，太平天国农民军势如破竹直捣南京，已经75高龄的汤贻汾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在农民军进入南京后，汤贻汾知大势已去，遂投水而死。从汤大奎至汤贻汾三代殉国，清廷特命从优议恤，加一世袭云骑尉，并赐汤贻汾谥号“贞愍”，祀青果巷汤氏“忠孝专祠”。汤贻汾的族侄、光绪《武进阳湖县志》总纂汤成烈，将汤贻汾的诗文编成《汤将军怀忠录》8集，刊行于世，国家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善本部都有收藏。